聽到這類不幸的事故，實在令人傷感，當輿論很容易將責任歸咎於政府的時候，大家亦須好好反省一下，其他人和團體又有甚麼責任呢？政府並非全能的政府，我們亦不希望政府全面掌控和介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政府有責任檢討對一些有需要家庭的支援是否足夠，以及有關的資訊是否真的能夠有效地傳遞給一些隱閉的家庭、不懂閱讀和數碼科技貧窮的一群。

辦學不是一盤生意，但不代表不用計算成本效益，而是不能單看成本效益，更要兼顧受影響的學生和老師。理論上教師的職位愈穩定，教師便可以愈少後顧之憂，可以將更多時間和心力用在備課和關心學生。不過，當學生大幅減少，出生率不斷下降，無論教師和學校的需求都減少，若勉強要維持一些收生不足的學校繼續辦下去的話，亦須考慮有關的社會資源是否合理地分配，是否用在最有需要的地方。

香港學生考試壓力大的問題由來已久，過份側重一紙所謂完整的文憑，要求所有學生在中、英、數和公社科（以前的通識科），都一定要取得某個成績才算合格和可以升學，是扼殺了一些在某方面能力較弱但其他方面較優異的學生的發展。而過份側重以學術成績為重的文憑，作為不少工作和專業的入門門檻，也限制了一些不擅長考試、背誦和書寫的學生的發展。

一些政府部門讓人覺得選擇性執法，以及有一些異見人士的奇怪獨特遭遇令人十分困惑，這些都是新香港令人憂慮的現象。一個合法的政黨想搞一個籌款晚宴，每次相關酒店或酒樓都有千奇百怪的理由需要臨時取消宴會，雖然從來沒有官員會指出該政黨干犯了甚麼法例，亦沒有人承認暗中干預，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大家應該不會當全港市民是傻仔，相信這一次又一次的晚宴被取消純熟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