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

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

面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教會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無論選擇變還是不變，本身都已是一種選擇，而有選擇就要面對選擇帶來的後果。應該變的時候不變，很容易便會落後於形勢，甚至因為無法回應現實的需要而被淘汰；但一些本來不應該變的事胡亂改變，則會令自己失去了召命、甚至失去了信仰。由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香港教會便面對不少的挑戰，特別是有關年青人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信徒的牧養，到了2019的反修例運動，那種因為政見不同、以及對教會應有何種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教會內部更大的撕裂。不幸地，對於很多香港教會的牧者和長執來說，這種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都是十分陌生以及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如何回應實在令人容易陷入困惑、戰戰兢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表了有關《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幾年已有計劃改變的教會比不會計劃改變的稍多一些，而促使一些教會考慮改變，把原來的聚會模式改為彈性、甚至分散進行，以及加強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會服侍，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政治環境及其他可能影響宗教自由的政策有隱憂，因而及早作準備。至於一些本來沒有計劃改變的教會，在疫情之後已經「復常」，似乎是意味著以不變應萬變。

過去幾年香港各間神學院的收生人數不斷減少，甚至「斷崖式下滑」，年輕人離開教會、拒絕進神學院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再加上近年教牧的退休和移民潮，未來香港1300多間教會在招聘教牧同工方面將會愈來愈困難。有人認為年青人的流失，主要是因為教會和牧者未能有效回應社會的變遷，令人覺得教會與現實生活脫節，牧者和教會領袖「離地」，甚至向權力屈膝，令不少年青人和關心社會的信徒失望，因而離開堂會、成為在信仰上流離失所或用自己的方法「搵食」的羊。當年青人不想讀神學，教會愈來愈缺乏一些願意委身的傳道人，或者當社會面對很大的轉變和挑戰，不少牧者撇下自己的羊、放下了當初的召命，與其他憂心忡忡的港人一起遠走他方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問的是究竟神學教育出了甚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