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機構,身不由己?
投身機構的事奉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於之前在學校和電視台工作過,又做過公務員,對不同的工作文化都有涉獵,因此,在機構的管治文化方面,一直希望做到既有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精神,亦有私人機構的工作效率,以及公務員的操守和紀律,個人深信這是基督教機構應有的見證,以及向神向人問責,以下幾項是多年以來個人的實踐和反思。
投身機構的事奉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由於之前在學校和電視台工作過,又做過公務員,對不同的工作文化都有涉獵,因此,在機構的管治文化方面,一直希望做到既有基督教機構的事奉精神,亦有私人機構的工作效率,以及公務員的操守和紀律,個人深信這是基督教機構應有的見證,以及向神向人問責,以下幾項是多年以來個人的實踐和反思。
香港的嬰兒出生率全球最低,不少父母對生兒育女裹足不前的原因,與年青一代對政治和經濟環境不明朗、國際局勢不穩、以至極端氣候加劇等憂慮有一定的關係,不過,更切身的亦可能是工作壓力。若果不幸遇上子女有不同的學習困難或健康問題,香港在這方面的支援十分落後,亦看不到政府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去協助有關的家庭,種種原因的確會打擊市民對生兒育女的意願。
教會群體的處事態度有時很有趣,當社會上有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我們會口誅筆伐,例如批評一些人是無良僱主、財迷心竅,令僱員的工時太長、工資太低。或者當有弟兄姊妹因為工作太忙或兼職太多,未能參與事奉、出席聚會,或忽略了照顧家人,我們會勸喻他們要有平衡的生活,但當僱主改為教會、佔據弟兄姊妹太多時間的不是工作而是事奉,我們就很容易有雙重標準,對不合理的現象視而不見,甚至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香港有部份殘疾人士,他們仍能在社會中發揮一技之長,若他們能夠在職場工作,不單可以有所寄託,更可為社會作出更多的貢獻,及可以在職場上加強人際社交的技能,不至終日留在家中,有些更因此而患上抑鬱。
社會不斷在變,不願或不能改變的人很多時會被淘汰;被迫改變的人往往掙扎求存;惟有主動改變的人才能得到優勢。疫情雖然帶來諸多的不便和影響許多人的生計,但亦間接令我們嘗試了更多以前不會用的方法去工作及舉辦活動,若能舉一反三,有機會將劣勢轉為優勢。
究竟何謂公平有時是十分吊詭的,因為對一些人特別「公平」,或者是大家習慣了某類「公平」之後,原來卻有可能會對另一些人帶來不公平,甚至當大家想作任何「公平」的改動,亦會令人感到是不公平。
過去大半年因為疫情的緣故,許多人已習慣了在家工作,特別是公務員或者一些受公帑資助的機構,因為僱主沒有財政壓力,因此,比起商業機構或沒有受資助的社福團體有更大的能力承擔因停工、減產帶來的財務損失。而眾所周知,所謂在家工作,其實只是一個較為「好聽」的說法,因為不少工種,特別是一些前線服務根本是無法在家辦公的,在家工作其實就是變相的有薪假期。若果改為放無薪假,哪怕疫情嚴峻,相信不少人也會即時要求復工。
若果疫情幾個月就能捱過,相信大家不會太過介意,但當疫情不是以月而是以年計算的話,對於無法在家工作的工種,是否應該和真正能在家工作的工種有不同的安排,才是對所有同事和服務使用者更公平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因為彈性上班;加強防疫裝備;提升辦公室的清潔水平和次數;為要與公眾接觸的同事做檢測等等,都是可以減低感染風險的防疫措施,而毋須一刀切的安排在家工作、或者放假。
自從香港於2011年5月1日正式實施《最低工資條例》以來,香港仍有不少人指出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相當不利的影響。例如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機制,因為最低工資在某些行業過高了,在某些行業卻是過低,這種做法只會讓社會資源出現錯配。最低工資另一負面影響便是增加了僱主的營運成本,削弱香港僱主的競爭能力,特別是香港的中小企業或服務性行業,為了降低成本,最有可能便是向「人」下手。
早前打風,天文台在五時許近下班前宣佈掛八號風球,之後產生一系列交通擠塞問題,先有鐵路出現故障,之後地面交通工具又因天雨路滑,要減慢車速行駛,引來一條條長龍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