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執法的惡果
一些政府部門讓人覺得選擇性執法,以及有一些異見人士的奇怪獨特遭遇令人十分困惑,這些都是新香港令人憂慮的現象。一個合法的政黨想搞一個籌款晚宴,每次相關酒店或酒樓都有千奇百怪的理由需要臨時取消宴會,雖然從來沒有官員會指出該政黨干犯了甚麼法例,亦沒有人承認暗中干預,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大家應該不會當全港市民是傻仔,相信這一次又一次的晚宴被取消純熟巧合。
一些政府部門讓人覺得選擇性執法,以及有一些異見人士的奇怪獨特遭遇令人十分困惑,這些都是新香港令人憂慮的現象。一個合法的政黨想搞一個籌款晚宴,每次相關酒店或酒樓都有千奇百怪的理由需要臨時取消宴會,雖然從來沒有官員會指出該政黨干犯了甚麼法例,亦沒有人承認暗中干預,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大家應該不會當全港市民是傻仔,相信這一次又一次的晚宴被取消純熟巧合。
自由不是絕對的,在言論自由的社會,亦會有一定的限制,一些涉及誹謗、歧視、中傷、騷擾、造謠、引起恐慌、失實聲明或發假誓等等,仍然有機會因為干犯不同的條例而被檢控,甚至受罰,不過,忌諱不應包括在內。剛過去的香港馬拉松,有跑手因為穿著印有「香港加油」幾個字便被警員截查,被賽會要求更衣,被警告如不遵從則「後果自負」,甚至有跑手打算反轉衣服穿上仍被拒參賽。這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人治色彩,毫無客觀標準,主觀地以言入罪,發展下去恐怕會成為另一種的文字獄。
在封建時代有不同的避諱,對於皇帝、聖人和父母不可以直呼其名,所以便要有所避諱,要將與皇帝或聖人相同的名字改成另一個字或者改讀音等,否則就是大不敬,後果可大可小。當皇帝心胸廣闊,願意包容不同聲音,甚至不怕臣民進諫的朝代,文字獄很少出現,但當皇帝心胸狹窄、缺乏安全感、宦官酷吏喜歡獻媚或者借刀殺人、打擊異己的年代,文字上的禁忌便可以隨意增加,愈來愈多。
人口販賣是一門古老的行業,對很多人而言它是一項利潤甚高的「生意」,不幸的是在今天亦如是。或許我們會覺得人口販賣只會在生活條件較差的地區出現,然而它卻與我們近在咫尺,香港及澳門原來就是人口販賣的中轉站及終點站。早於2003年,美國已指出香港及澳門涉及人口販賣,也譴責兩地政府把關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