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要判定一個記者的採訪手法是否合適，最重要的不單是看有沒有觸犯某些法例，而是要看動機和過程。BBC的記者巴希爾偽造銀行結算單，誤導戴妃以為有安全部門用錢收買了她的前任私人秘書、前任家僕，監視及提供她的情報，因而取得信任及接受訪問，是不道德的行為，因為這是明顯的欺詐，而目的只是為了取得有關皇室人員的八卦新聞，揭露他們的私隱。

　　香港變得很快，繼反修例運動、新冠肺炎後，港版國安法又帶來新的衝擊，人心不安、經濟不景、移民潮再起，已是整個社會和教會無可避免的挑戰。而作為一個經常就社會的文化、倫理和公義問題發聲的機構，在政治愈來愈收緊，法律的紅線和灰色地帶不斷轉移的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大家的代禱和關心。

任何社會政策的重大改變必須合情合理，考慮對不同持份者的影響，在出現重大的社會矛盾時要努力尋求的不是零和遊戲般的結果，而是如何共創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