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不應成為另一種信仰
香港回歸轉眼已經23年,今年才大學畢業的一批,絕大部份都是回歸之後才出生的一代,對他們來說,回歸前後的轉變,可說是沒有甚麼切身的體會。作為第五、第六代的香港人,他們很多價值觀和集體回憶,與之前幾代的香港人有天淵之別,這個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客觀現實,能否互相接納和理解,是代與代之間的鴻溝有多闊的問題。
香港回歸轉眼已經23年,今年才大學畢業的一批,絕大部份都是回歸之後才出生的一代,對他們來說,回歸前後的轉變,可說是沒有甚麼切身的體會。作為第五、第六代的香港人,他們很多價值觀和集體回憶,與之前幾代的香港人有天淵之別,這個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客觀現實,能否互相接納和理解,是代與代之間的鴻溝有多闊的問題。
教會與政治的關係好像鐘擺,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取態,若即若離,但往往過猶不及,很難合乎中道,作為教牧和信徒領袖很多時對政治和社會的情況亦未必十分熟悉和了解,加上大家的分析和判斷不同,於是不少回應亦容易變得比較主觀、情緒化及十分表面。除了89年的六四事件之外,能觸動全港教牧和信徒,大家同心一致地積極上街和登報表態的事,便再沒有出現過。
過去一年對香港人可以說是不堪回首,但未敢忘懷。反修例運動雖然已經過了一年,但是政府與市民之間的矛盾根本未有解決,政府不單拒絕成立很多市民一直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連曾經承諾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都不了了之;被拘捕的市民接近9,000,兩成已經被檢控;但始於沒有一個官員為造成這嚴重的亂局而問責下台,亦沒有警員因為使用過份武力而被檢控。反而在政治制度和言論自由方面更加不斷收緊,令到移民再次成為不少市民認真思考的問題。
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教會和信徒根本亦無法置身事外,同樣深受影響,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妹之間因為政見不同而產生撕裂、離開教會、甚至離開家庭亦不是罕有的事。作為信徒,我們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的公民,但同時亦是天國的子民,我們必須常常提醒自己我們因著信仰,與其他人是會有不同的價值觀的。特別在關心社會的時候應該要小心,不要被一些充滿爭議的議題、口號和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社會運動有時和球賽差不多,當大家愈來愈投入自己的陣營時,便會容易墮入只問立場,不問對錯的陷阱。
最近世界的政局再一次提醒我們,世上並沒有完美的政治制度。無論民主政府或專制政府都有可能犯錯,因為人的本質決定了有人的地方就自然會有問題。
中國過去的人權記錄固然令人憂慮,近年對宗教和言論自由的收緊、大量拘捕維權律師、牧師和異見人士,造成不少香港人的信心危機,過去一年的社會運動,起因亦和對中央缺乏信心有關。而在對抗新冠狀病毒的事上,起初有官員意圖隱瞞和淡化事件,甚至處分提出警告的醫護人員,錯失了盡早阻止病毒蔓延的先機,其後的嚴厲防控措施,甚至不惜封城,只是將功補過。
不過,一直強調民主自由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表現同樣令人非常失望,除了起初輕視疫情,一切以有利競選連任為大前提,沒有及早做好防疫措施,對超過10萬人受感染而死亡難辭其咎,而在疫情失控之後更諉過於人,將矛頭直指中國和世衛,以及再次挑起中美矛盾來轉移視線,但對自己的失誤隻字不提,連半點歉意也沒有。而他日常喜歡信口雌黃、攻擊傳媒的態度亦令人不敢恭維。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I Love You, but I Hate Your Politics: How to Protect You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a Poisonous Partisan World)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
對於不少教會來說,面對具爭議的社會議題和政治一樣,最好都是避之則吉,特別是在雨傘運動和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期間,弟兄姊妹因為政見不同而爭吵、甚至分裂的問題,在在困擾著不少教會的領導層。不過,現實是這些問題避無可避,鴕鳥的宿命只是任人宰割。
過去幾年因為爭取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香港社會陷入了很大的撕裂,在雨傘運動好像無功而還,再出現人大就宣誓釋法和政府DQ了幾位議員,對民主運動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也令不少人加深了無力感。
來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即將開展,各疑似或已公布出選的候選人已積極開展工作。要邁向成熟的民主社會,除了要有高質素的候選人,亦要有高質素的選民,因此投票亦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
今年的同志遊行人數再創新高有近9,000人,不少人認為其中最觸目的賣點是兩位學聯正副秘書長一起撐場,不過,另一個更須留心的現象就是多了中學生有組織地出席。由佔領行動所展現的世代矛盾、甚至撕裂,相信對不少教牧來說都已響起了警號,不過,大家千萬別以為這只是社會和政治立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