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與政治

1984年因應香港將要回歸中國，一群關心香港的教牧同工發表了《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轉眼已經40年，最近《時代論壇》邀請不同年代的教牧作出回顧，《信念書》發表的時候，我是一個剛投身教育事業的中學老師，深深感受那個時代香港人既興奮亦不安的情緒，也和許多在當時決定繼續留在香港的弟兄姊妹一樣，希望能夠在一個不平凡的時代，成為歷史的見證人，盡上自己的本份。  
   
40年原來可以過得那麼快，正如詩篇九十篇4節所說，在神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而時代的變化許多時都並非我們能夠準確預測，更莫說要發揮甚麼巨大的影響力，要評價《信念書》，最重要的不是它有沒有改變了以後香港教會、甚至香港社會的發展，而是在它背後的教會和牧者，有沒有盡上了自己在那個時代的本份，因為歷史的發展並不掌握在我們的手中，我們能夠掌握的是自己對時代的回應，教會如是，個別信徒亦如是，個人認為發起《信念書》的一群教牧同工，已經盡了他們的本份，按著他們對信仰的理解，呼籲眾教會和弟兄姊妹起來關心香港教會和社會在九七年前後面對的挑戰。  
   

公帑來自全體市民，應該用於服務全港市民，公帑不是某個政黨、政客、甚至官員的個人財產，不是用來建立個人的政績和人脈關係。社會上不同的團體若能為市民提供不同的服務、以及發揮不同的社會功能，就算使用公帑也是合情合理的，這並不是政府的恩賜，更不是用來支持某一屆政府建立政績的工具，市民才是使用公帑團體的真正老闆，是否對市民有益和向市民問責才是一間機構能否使用公帑的最重要指標。若果政府將珍貴的公共資源，分派給一些基本上沒有任何服務理念和專業水平、沒有地區和相關的人脈關係、沒有往績可參考的機構，就是濫用公帑。

回歸二十五週年，究竟當初承諾的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現有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有沒有走樣，是思想香港將會怎樣走下去的重要基礎。其實，所謂五十年不變本來就是不可能的，否則香港早已成為一個落後的第三世界城市，問題重點是甚麼會變、甚麼不變，香港人最不想變的是過往很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言論、思想和創作上的充份自由，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都可以大膽討論，以及可以自由行使應有的公民權利去爭取和表達個人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的看法。而最想改變的包括居住空間過份狹窄、樓價高不可攀，以及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的現象，並希望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有更大的發言和參與的權利，落實真正的港人治港。但過去幾年，在愈來愈偏重一國，放輕兩制的新常態之下，不少香港人感到不安的不單是過往不少生活方式正漸漸消失，而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國內的做法正愈來愈多出現。

90高齡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被拘捕，不僅對宗教界、對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雖然梵蒂岡和香港天主教教區的反應較低調，但在全球的政界和傳媒所引起的關注卻不容小覷，因為宗教領袖與一般從政者並不相同，當然不是說他們在法律面前有特權，而是他們會受到信眾和社會人士的額外關注，若果他們只因踐行信仰而面對檢控、定罪、甚至入獄、為義受逼迫的話，會引起的反響必然更大。在歷史上、國際上不少宗教領袖都是人民在面對社會紛亂、天災人禍、肉身和心靈困境時，能燃亮他們心靈、鼓勵他們繼續奮鬥的一盞明燈。
 
雖然，今時今日仍然有人會質疑神職人員、甚至教會應否介入政治和社會問題，強調要政教分離，不過，政教分離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多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牧在政教問題上受到過往教會的負面經驗影響而成為驚弓之鳥，甚至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雙重標準。有些教會迴避所有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不願意發表任何意見，但卻十分樂意與官員、議員和權貴打交道，邀請他們主領或出席聚會、講見證。有些教會和弟兄姊妹很關心社會政策和政府施政，卻不願意與政見不同的基督徒會面和溝通，甚至認為對方不配稱為基督徒，彷彿只有和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人在信仰問題上才能溝通。其實，何謂政、何謂教，不同信徒心中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香港人愈來愈明白何謂平行時空，在同一天空之下，面對同一樣的處境，不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應和感受，令人莫名奇妙，甚至懷疑自己或者對方精神出現問題，明明是少了卻可以說成增加；明明是破壞卻可以說成是完善；明明袋中沒有的卻可以說成已是囊中之物！作為一個基督徒，在一個令人迷茫的世代，應該更多思想《聖經》的寶貴教導，更多了解世界和世人的本來面目，才能避免自己隨波逐流，加入指鹿為馬的行列。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道書一章14至15節說：「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足數。」是非黑白有時並非真的那麼困難去分辨的，只要我們願意暫時放下自己一些先入為主的想法；放下個人的利益關係；放下令人憤怒和悲傷的情緒，用最簡單直接的邏輯去分析，不要墮入語言「偽術」的陷阱，用常識去思考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