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會

最近無論在政界、社會上不同專業，以至教會圈子當中，都出現了離港、甚至移民的風潮，看著不少人由高調參與社會事務，呼籲大家關心香港，但忽然退下火線，甚至告別香港，難免令人傷感，雖然，近期一連串的檢控，的確令不少人擔心會誤觸紅線，就算未經定罪亦會即時失去人身的自由，所以選擇離開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免於恐懼的自由是十分重要的基本人權。不過，作為領袖，特別是教牧同工，也許亦是時候應反思一下大家在帶領會眾參與社會關懷時應有的態度和角色，正視現在和未來在牧養上的責任和需要。 

彼得前書 五章1至3節說：「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由此可見，《聖經》對牧者最重要的要求是作群羊的榜樣，而作榜樣主要的不僅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羊是會受牧人的言行影響的。 

同心抗疫十分重要，但要市民認同及合作，政府的措施必須有清晰的理據和解說，以及良好的溝通和配套，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憂慮、混亂和反感。正如政府要求食肆和地盤的員工要做了檢測才能開工，卻沒有仔細考慮實際的需要和運作，亦沒有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雖然政府建議可在某段期間作檢測，但僱主為了令顧客放心、以及避免因有人染疫需要停業而招致的損失，必然要求員工盡快、甚至一定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能上班，導致所有檢測地點大排長龍，增加染疫風險，浪費市民時間。就算出現人龍之後，政府的應變仍然遠遠落後於需要，怎能不令市民勞氣？ 
 
此外，政府許多防疫措施皆是一刀切，而且不能迅速回應及考慮實際的需要，難以令人信服。就以食肆堂食早前只能開到晚上6點為例，雖然政府想大家多點留在家中，但事實上不少市民晚上仍要工作，對他們來說無處解決晚餐會十分不便，食肆生意亦大受打擊，更無法解釋晚市的風險為何特別高，難道病毒晚上就會比早上活躍？若要減低風險為何不在人數及社交距離而在時間上作出限制？ 
 

今次想呼籲大家多些用錢，增加消費，好像與我一向的風格有點不同，不過，時局艱難，為了別人多點花錢、少點儲蓄有時是必須的，個人如是、教會和機構亦如是，雖然積穀防饑是美德，不過，在別人連基本溫飽都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若過份看重自己明日後日的安全感，卻忽略了別人即時的需要，和叫一個正在捱飢抵餓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去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希望所有仍然有穩定的工作，毋須擔心裁員、減薪和失業的公務員、教師、醫護；以及仍然有工開、可以有積蓄的市民和弟兄姊妹，為了別人的需要而多走一里路，為了其他人多一些有策略的消費和奉獻。 
 
年關難過，很多本來靠過年物品為主的行業，因為疫情緣故大受影響，例如售賣年花的行業，由於花市的規模和時間縮短，營業額大受影響，不少花農辛勞了整年就是等這個時候出貨，雖然未至於血本無歸，不過，已經令他們十分徬徨，因此，過往若有買年花的習慣，今年更應早點「幫襯 」，不要等最後一刻才去掃平貨了。就算過往沒有買年花，今年亦應考慮破例，讓一眾花農和商販，在疫情之下仍然可以過一個安心的農曆新年。至於過年的糕點食品，反正大家晚上都要留在家中過節，買多一點、吃好一點又何妨呢！ 
 

2020年是難以忘懷的一年，對於香港的教會來說也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冠肺炎令教會打破了不少過往一直堅守的傳統，不但長時間停止了現場的聚會，連聖餐、聖誕崇拜、報佳音、洗禮、甚至探訪等等都消失了，情況比日本佔領香港和沙士時更嚴峻！此外，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部份曾在社會運動走得比較前、敢於發聲的教牧和信徒領袖以不同的理由離開香港；或者因為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為了自己、家人、堂會或機構的利益而轉為沉靜；亦有一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點名批評、甚至被檢控。在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候，教會更應思想如何真正成為教會，我們與一般的政治及社福團體究竟有甚麼分別？ 
 
面對疫情，我們知道教會不會是自動免疫的，外國一些宗教團體因為堅持聚會、甚至不戴口罩而成為爆疫群組，令香港一些教會成為驚弓之鳥，變成甚麼都要跟足政府，不會靈活變通。政府的防疫措施往往是一刀切的，而為了方便其實很多時未必有足夠的醫學理據。例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當食肆可以繼續營業；超市和商場沒有限制同一時間入內的人數；辦公室可以繼續上班；為甚麼教會要停止所有現場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