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非暴力日堅持非暴力
十月二日是國際非暴力日,但香港主流傳媒並沒有任何報道,從傳媒的角度一些本來應該值得關注的問題沒有被報道,一般來說不外乎幾個原因,首先是遇上重大的突發新聞,其他新聞全部要讓路。其次可能是遇上一些重要的節日,由於有許多盛大的活動,因此沒有篇幅報道一些較為次要的新聞。第三也可能是社會人士的關注程度已經愈來愈低,傳媒認為市民再沒有興趣所以不再提起。
十月二日是國際非暴力日,但香港主流傳媒並沒有任何報道,從傳媒的角度一些本來應該值得關注的問題沒有被報道,一般來說不外乎幾個原因,首先是遇上重大的突發新聞,其他新聞全部要讓路。其次可能是遇上一些重要的節日,由於有許多盛大的活動,因此沒有篇幅報道一些較為次要的新聞。第三也可能是社會人士的關注程度已經愈來愈低,傳媒認為市民再沒有興趣所以不再提起。
人一般來說都喜歡被其他人讚賞,不喜歡被其他人指責和批評,但肯真心指出你的問題的,才是真誠值得交往的朋友。那些對你阿諛奉承,只想討你喜悅的人,往往都有其他目的。而追逐利益的人,當你再沒有利用價值的時候,就會毫不猶疑轉身而去。這本來是我們從小就教導子女應該認識的重要交友原則。
較早前公佈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結果顯示,香港學生在科學、數學及母語閱讀能力表現下跌,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及研究團隊的最新報告,香港學生在上述幾方面的整體表現,是自 2012年開始出現下滑,並在隨後的十餘年間加劇,而2012 年正是香港舉行首屆中學文憑考試(HKDSE),
27年前脫離香港電台的公務員生涯加入明光社成為總幹事,很快便獲邀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即ACO)董事會的事奉,透過這個平台認識了很多不同機構的總幹事和前輩的牧者,作為一個在教會圈子半途出家、來自沒有宗派背景的獨立堂會的新手總幹事,ACO成為我一個很大的幫助。雖然其後曾經有一段短時間沒有參與ACO的董事會,但過去6年重新的參與令我十分興奮和感恩,特別是遇到幾位同樣熱心、有執行力和可以彼此信任的董事,令ACO能夠成為有效發揮彼此結連、互為肢體的平台角色,會員數目亦由38個增加到61個。
ACO不是要聯合所有香港的基督教機構做一件或一些大事,而是希望透過總幹事之間的經常交流、分享和代禱,讓不同機構之間可以加強合作,善用資源、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每個機構各按其職發揮作用。感恩的是多年來看到不少總幹事都不會單顧自己的事,而是願意與其他機構分享資源、協助其他機構更有效運作,有願意放下自己、支持其他機構的異象和使命的國度胸襟,在三年疫情期間,我與多間前線機構的總幹事及代表每星期一次的網上會面,討論如何繼續服事有需要的群體、大家都無私地分享手上僅有的資源,令我十分之難忘,這是一幅十分美麗的圖畫。
接連出現學校和教會高層職員挪用公款的事件,再加上有校長因為「爆粗」、有議員因為涉嫌醉駕而下馬,有紀律部隊高層涉及性罪行而被檢控,提醒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人有罪性,任何人都有犯罪、犯錯的可能性,監守自盜的人比比皆是。
要陪伴面對人生重大困難和危機的人度過令人沮喪的歲月,是不少人既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因為出於愛和關心很想盡一分力,但又不知自己應該說甚麼;更擔心會不會好心做壞事,反而加深了對方的傷痛;亦憂慮會不會掉進一個沒完沒了、無法抽身的泥淖。作者透過她不少親身的經驗、閱讀和反思,為大家帶來很好的指引和提醒,本書奇妙之處是每一章的題目,本身已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撮要,足以為讀者帶來很好的思想起點。
人類最大的問題是往往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常常重蹈覆轍,犯上別人甚至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一次又一次白白交了學費卻甚麼也沒有學到!大學迎新營引起爭議其實已不是甚麼新聞,被輿論批評;被校方不斷告誡、處分;甚至要報警處理亦非罕有,但究竟是大學生已不再關心時事、不會看報紙、聽新聞,還是有些人壓根兒不同意有關的限制呢?
第一次參加華福大會是1976年在香港九龍城浸信會舉行的第一屆會議,當中有不少聚會是公開給所有信徒的,當時仍在唸中學的我參與了多次的公開聚會,令我十分鼓舞。
比起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新加坡真的是大手筆,也是針對生育率不斷下降一個較有效的回應,若果政府只是一次過給予父母兩三萬元的津貼,其實是無法真正鼓勵生育的,因為生兒育女最大的困難不在於「生」,而是在於「養」和「教」。在不少現代化的都市(包括香港),夫妻不願意生兒育女主要不外乎以下幾個原因。
最近比較多人留意和關心明光社以及我的言論,感謝不少朋友的問候,有些更加擔心我的情況,請大家放心,我和我的團隊都心裡平安,其實最近的「被關注」我個人也有些意外,因為我所講的言論和過去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所講的沒有太大的分別,我的立場和原則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轉變,有些人覺得奇怪可能只是一向比較少接觸我們每星期製作的社關焦點和我的文章,或者不知道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形容自己是《被陶造成前鋒的後衛》。
在那本書的自序中有一段是關於我在明光社事奉多年的感覺:「有人覺得我像前鋒,但我覺得自己更像後衛,因為我其實不喜歡衝得太前,我不是一個社會行動型的人,而更像一個論政的書生。其實不單是我,多年來我們不少同工都有類近的氣質,我們喜歡宣講及維護自己的信念多於想辦法撃倒對手,我們主要是在守護一些我們認為十分重要的價值,而不是常常衝鋒陷陣與不同意見的人正面交鋒。我們往往是被攻擊的對象,而不是去衝擊人的那一方。走到前場,很多時是因為需要,甚至是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