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例

面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轉變，教會無法置身事外，因為無論選擇變還是不變，本身都已是一種選擇，而有選擇就要面對選擇帶來的後果。應該變的時候不變，很容易便會落後於形勢，甚至因為無法回應現實的需要而被淘汰；但一些本來不應該變的事胡亂改變，則會令自己失去了召命、甚至失去了信仰。由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香港教會便面對不少的挑戰，特別是有關年青人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信徒的牧養，到了2019的反修例運動，那種因為政見不同、以及對教會應有何種立場的分歧，造成了教會內部更大的撕裂。不幸地，對於很多香港教會的牧者和長執來說，這種政治社會環境的重大變化、以及背後複雜的政治角力，都是十分陌生以及是一條從未走過的路，如何回應實在令人容易陷入困惑、戰戰兢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表了有關《香港教會形態發展趨勢研究》的結果，發現這幾年已有計劃改變的教會比不會計劃改變的稍多一些，而促使一些教會考慮改變，把原來的聚會模式改為彈性、甚至分散進行，以及加強信徒領袖的培育及社會服侍，主要是因為對未來的政治環境及其他可能影響宗教自由的政策有隱憂，因而及早作準備。至於一些本來沒有計劃改變的教會，在疫情之後已經「復常」，似乎是意味著以不變應萬變。

剛參與了建道神學院第二屆「塑造香港教會前景的會議」，感恩的是在香港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刻，仍然有大批的教牧同工和信徒領袖繼續關心香港教會的前景，並且願意努力學習和付出。當然，一兩天的大型會議並不會帶來甚麼奇蹟的轉變，而且現實往往比戲劇更具戲劇性，正如在2019年4月建道舉辦了第一屆的會議，當時又有誰能預見香港教會竟然會經歷過去四年，由於社會運動和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以及一些前所未有的轉變呢？世事難料，連當日一些講員亦已經遠走他方，我們無法以有限的智慧，準確預測明天將會如何，因此，九七回歸前有句經常被掛在口邊的說話，今天仍然適用，就是「作最好的準備，作最壞的打算」。

既然要作最壞的打算，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因為對政治前景憂慮而出現的移民潮將會繼續，若果政府有一些令人憂慮的打壓，香港人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前景感到悲觀的話，移民潮只會有增無減，而國內人口大量南下的情況只會愈演愈烈，香港人口將加速轉變，若我們仍停留在過往的香港人本位，期望「復常」到五年、十年前的光景，恐怕只會令自己更加沮喪、甚至抑鬱，有幾點轉變是我們必須積極面對的。

過去兩年有幾宗轟動的虐兒個案，包括涉及幾十名員工的院舍集體性、結構性虐兒；以及父母或者照顧者將親生子女或兒童虐待至死的個案，更令人震驚的是不少個案都持續了一段長時間，當中有機會接觸到受害人的親友、鄰居、教師和社工都不少，為甚麼一直沒有人去舉報和跟進，及早阻止悲劇發生呢？最近政府推出「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計劃立法要求一些經常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包括社福、教育和醫療界別的從業員，當發現懷疑虐待或者疏忽照顧兒童的個案，盡快透過舉報通知有關當局。有關建議的舉報大致分為三級，即強制舉報、鼓勵舉報和建議轉介，如果沒有履行強制舉報的規定會有刑事責任，最高可以判監三個月和罰款五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