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沒有真相的年代？還是我們失去了追求真相的勇氣？
《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 選為2016「年度詞彙」，指「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很明顯在官僚政客充滿語言偽術；傳統媒介屈從於政治和商業而自我審查；新媒體為求吸引眼球而將真假暫放一旁；網民擇己固執、自創標準的年代等等，令真相變得遙不可及，我們還能相信誰呢？
不過，正如大家唾棄偽善，討厭虛情假意一樣，後真相的出現，正正反映我們心底裡對真仍然有一份強烈的訴求。若果真心難求，我們首先要令自己保持對人的真情；若果真相難求，我們首先要令自己對真誠仍有執著。其實，追求真相和追求真理一樣，我們並非以為自己擁有真理/真相，亦不敢誇口說自己代表真理/真相。我們只是渴慕真理/真相，勇敢地追求真理/真相，並且願意為此而付代價。
就像雲上太陽一樣，儘管真相愈來愈難捉摸，但我們仍堅信真相是存在的，今期《燭光網絡》希望能協助大家撥開一些雲霧，並提醒自己在面對複雜的社會議題；不同立場人士紛紜的意見；以及社會上壁壘分明的對立氣氛，不要被一些表面的問題掩蓋真相，亦不要對真相失去信心。
英國《牛津詞典》將「後真相」(post-truth) 此詞選為2016「年度詞彙」，並將它定義為「在形成民意的過程中，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比客觀事實更重要」。此詞的使用頻率較2015年暴增20多倍，最能代表去年充滿情緒性政治的對話狀態。
「後真相」一詞最早可追朔至1992年，由塞爾維亞籍美裔劇作家特西奇（Steve Tesich）發表於《國族》雜誌裡，表達「真相是次要」的意思。過去十年則用作描述選民忽略客觀事實，依據個人感性及立場作判斷的政治現象；政治人物得以透過各種精心編造的謊言來操弄選戰。其實後真相與九十年代流行的後現代(post modern)狀況是一脈相承的。後現代主義質疑真相的可能性及真理是否存在，認為真相都是碎片化及斷裂的，每個人對同一事件的詮釋都不盡相同，例如美國不少人質疑全球暖化的真實性，認為只是個謊言；而後真相更進一步，就是群眾對真相不再執著，新聞真假亦沒有所謂，就像社交網絡上及手機應用程式經常傳來傳去的訊息，例如癌病童需轉發訊息才能籌得醫藥費、某區出現騙徒等，都是不知真假的資訊，網民難以分辨，亦懶得去求證。
2016年「後真相」(Post-truth)成為最叱吒風雲的詞語，其以王者之姿令歐美地區的政治翻天覆地，它的影響我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你以為只是彼岸遠方受影響時，其實它亦已在我們身邊悄然降臨，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事上，都可瞥見其影響。
如果「真相」就是經過追查後，發掘、揭露事件背後的真正原因、有關人物及始末，而傳媒的職責在於向公眾報道事件的真相，那麼他們更應該有其責任去把真相說出。
雖說有些記者很想把自己所相信的正義說出來，簡單地把黑白分得清楚，這做法卻可能忽略了重要的細節資料，影響了大眾理解事件。不過，我們仍相信不少具有專業操守的記者還會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說出，而非顛倒是非，將假的說成真。
2016年，後真相這詞用得特別多，亦影響大家很深。在英國脫歐公投及美國總統大選中，有政客的言論誇張、罔顧事實，但仍然得到民眾支持，令「post-truth」的使用頻率較去年多20倍。[1]
網絡世界及社交媒體的興起，令主流傳統媒體的影響旁落。最多人批評社交網絡是因為出現反智言論及混亂是非，令人聽不到多元的聲音，同時因為回應留言可不具名，於是不負責任，隨意出口傷人的言論可以沒有過濾地展示。然而，社交網絡為何能取代傳媒作為公共空間？
James Bohman形容，網絡空間作為一個不記名，又開放的平台，早就被形容為最新的公眾空間，這種做法將取代傳統大眾傳媒，將人不斷分眾，由大眾變成小眾，而每個小眾組成的群體均有其自己的公共空間。他當時就質疑，如此一個多層式的空間怎樣可以提供一個空間去整合不同的意見，塑造真正的公共空間出來討論事務。[1]
不少知識份子和傳媒人對後真相年代深感無力；然而，在香港本著求真精神積極求變的人亦不乏其數。今期《燭光網絡》訪問了兩間新冒起的傳媒團體，他們分別是「求驗傳媒」和「眾新聞」。縱然他們的工作大不相同，卻有著同一目標——求真。
「求驗傳媒」，原名「求驗劍客」，在2014年9月成立，一年後正式改名。由「劍客」到「傳媒」，沒有飄逸之感，卻添了一份責任和態度。如此易名，相信他們要強調「求真」並非俠義人做俠義事，也不是要身懷絕世武功才做到，而是個人的基本責任和義務，人人皆可為之。正如他們所言：「我們也相信個人都有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會責任)，而對新聞及社會資訊求真驗證，就是我們給自己的責任。」
KOL (Key Opinion Leader) 這個詞彙今天在香港已傳遍各行各業，在保險業、金融業及美容業等通通都在尋找多人擁戴的KOL。坦白說，公司根本不重視KOL的人品如何，在商業世界，公司只在乎哪個KOL的影響力大，性價比高，能協助它們接觸到目標客戶群。
早期的KOL或叫Youtuber，最多是從電玩遊戲出身，比較多人認識的如「達哥」，現在從網絡到電視旅遊廣告都見到他的影蹤；後期一點的有「火雞姐」，她用反諷美容KOL的形式走紅，幾天時間便取得百萬點擊率。過去筆者在講座中或電台分享互聯網生態，許多聽眾十分好奇：為何他們會「走紅」?
人生本來就充滿很多迷思，不幸的是我們常常將謬誤當作真理，將偏見和誤解當作真相。就好像我們以為有圖有真相，往往卻成為看圖造句，以偏概全，因為我們看到的只是事實的部份，甚或刻意建構出來的所謂「事實」。在真偽資訊充斥、語言偽術氾濫、公關和包裝盛行的年代，我們面對提供資訊的人多，願意仔細分析的人少這困局，究竟應該如何自處？
以前我們總認為老人家會愈來愈頑固，而且容易思緒混亂，將不同的時序和事件；現實和幻想；以及自己和別人的經歷混為一談。不幸的是在手機極速傳遞訊息，大家往往只收到同路人分享，而情緒又十分容易被挑動的年代，不同年齡的人也常常會極速地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一些事件的真相，回應和分享不甘後人，令自己成為謠言和偏見的幫凶。此外，不少網民都充滿正義感，喜歡儆惡懲奸，鋤強扶弱，路見不平出口相罵。不過罵完就算，不會再深究，更少有跟進，因為很快便有另一些值得破口大罵的人或事出現，罵得對不對已不重要，罵得精不精彩才重要。
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在2016年11月發表的《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諮詢文件》），就涉及兒童性罪行以及涉及精神缺損人士性罪行提出改革建議。本文將就部份建議作出評價。
表一列出了涉及兒童的性罪行的改革建議。其中，《諮詢文件》基於無分性別及性傾向的原則，將“男女肛交”的同意年齡與“男男肛交”看齊(即16歲)。肛交與陰道交根本是不同的行為，故不應將無分性別及性傾向視為絕對原則，將兩性肛交的年齡看齊而向下調。由於肛交是高危活動，因此不論是“男女肛交”或是“男男肛交”，其合法年齡最少應定為18歲，以保障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指出兒童應受到保護，而兒童是指18歲以下的人士，而《諮詢文件》亦建議就應否立法保護16歲或以上但未滿18歲少年人徵詢大眾意見。故此，將肛交的合法年齡下限定為18歲，亦符合國際公約的原則。
前言：
社會在變、教會亦然，有人以不變應萬變，有人萬變不離其宗，但無論如何，變是客觀的事實，問題只是我們希望先知先覺、後知後覺，還是不知不覺。接下來這幾期，《社關熱話》會嘗試和大家介紹一下近年香港教會和社會面對的一些轉變，大家對有關轉變可能有不同的回應，但總不能視而不見。
自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變得撕裂，教會亦然。然而這幾年，不同信徒群體都在整理經驗，以及反省在當前處境自身的角色該如何。繖民網絡教會(UCC教會)便在這個背景下成立，但是除了反省，他們更著重實踐。
UCC教會正式在雨傘運動後一年登記成立，原因有不少信徒於運動後在教會感到迷失。UCC教會的江海生長老表示：「一些教會比較保守，教牧絕口不提政治之餘，也不准信徒談政治。我們甚至遇過一些信徒，因在教會關心政治議題而被趕走。另有一些信徒，發覺教會的教導及牧養已不能對應現時社會狀況，因而離開教會。」UCC教會初時只在網上運作，當時稱為傘民網上教會，後來與他們聯絡的人愈來愈多，教會開始察覺在這方面的牧養需要，因而也邁向成為一所實體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