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世界興起令主流傳媒陷落

網絡世界及社交媒體的興起，令主流傳統媒體的影響旁落。最多人批評社交網絡是因為出現反智言論及混亂是非，令人聽不到多元的聲音，同時因為回應留言可不具名，於是不負責任，隨意出口傷人的言論可以沒有過濾地展示。然而，社交網絡為何能取代傳媒作為公共空間？

有後真相，是因為主流傳媒不能為我發聲

James Bohman形容，網絡空間作為一個不記名，又開放的平台，早就被形容為最新的公眾空間，這種做法將取代傳統大眾傳媒，將人不斷分眾，由大眾變成小眾，而每個小眾組成的群體均有其自己的公共空間。他當時就質疑，如此一個多層式的空間怎樣可以提供一個空間去整合不同的意見，塑造真正的公共空間出來討論事務。[1]

明顯這個討論空間的出來，本來就用來抗衡被大眾傳媒操控的輿論。傳統傳媒對於新聞的處理，往往都是由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身份，以其專業來評定新聞的價值及重要性，決定翌日刊出甚麼新聞，並間接藉此向社會人士做了議題設置（agenda setting）的工作。當大家看到不同報紙頭版的報道時，便彷彿知道社會主流的情況。但實際上，大家看到的卻只是獨特的一批人，將一天的新聞按其重要性作先後排列。而這排列是非常主觀和可被挑戰的。因為我們只能看到這些新聞界人士認為有意義和重要的東西，至於落選的新聞是甚麼，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

當互聯網出現時，一眾科技人士認為有助促進資訊流通，以前大眾傳媒不能不報道的東西，以及不屑刊出的言論，現在可以透過互聯網宣揚，只要有人認同就自然可以聚眾，於是網絡成為全新的討論空間。用哈巴馬斯的說法，公共空間的出現本來就是建基於理性、有智慧的討論平台，而互聯網的自由與開放，加上不記名作為實際身份的保護，理應能成為公共空間的最佳展示場，至少在互聯網發展初期的人曾如此期許過。[2]

網絡暴民的出現與網絡空間的特點

不過，網上平台很快就被所謂的五毛黨攻佔，他們在外國被形容為網絡暴民（troll）。根據美國的研究發現，大約百分之五的網絡使用者會自認是網絡暴民，因他們認為自己未能在傳統媒體表達意見，於是在網上用自己的方法去表達，而他們對準的往往就是所謂的社會傳統權威人士。網絡暴民認為不記名表達的方法更能令受攻擊的人擔心和害怕，而當受害人不以言語來還擊，反而直接將他們封掉的話，暴民就會覺得挑戰成功，為此感到自豪，然後再去攻擊其他人。[3]

或許網絡暴民令人覺得不安，但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即使所謂理性討論，亦不容易在網絡空間出現。傳統主流傳媒會評論不少時事，不過因著文責和法律責任，落筆往往留一手，或者就同一主題會邀請三、四位立場各異的作者撰寫文章，給大家參考比較。但網絡打手就如前所述，評論不留手，也只在社交網絡中傳開對自己有利的文章，大家也會自然透過分享、讚好及再評論等過程，在主流傳媒原本平衡的報道之外加入不同的立場及意見。

不過就在各使用者在網絡世界分享、讚好及再評論資訊的過程中，更令各種立場變得旗幟鮮明。社交網站facebook曾深入研究，結果發現原來系統顯示的內容是建基於使用者的習慣，包括對甚麼文章讚好、分享和回應，愈多這些反應就愈會將相關文章排在前方。[4]於是因著個人選擇和喜好，原本公平地發放的資訊，最後因著你的朋友的立場，以及他們所選擇的新聞和資訊有異，再進一步令你得到的訊息變得「更有立場」。[5]

網絡空間的論述與情緒的關係

除了新聞主題的選材，根據李立峯的分析，論述生產者為了增加更多輿論，不論是他們在網上點讚、或者按嬲，留言或分享，都是為了獲得回應（engagement）。換句話說，那不一定是要人理性討論，反而是要挑起人的情緒，那管是憤怒、悲情與快樂，只要是強烈的情緒，那怕是煽情的，可操控的情緒，那怕他不一定是真實，只要令人有回應，他便徹底成功了。[6]

主流傳媒崇尚理性、客觀及持平的報道，而理性的目標是使人對某事情下達結論，從另一面看，也就相應地不會驅使人行動，所以往往導致不投票，不參與抗爭等行為。然而，網絡上的文字則較情緒化，相對傾向於更直覺的慣性、捷徑思維。[7]

從以上可見，傳統傳媒透過媒介設定議題，企圖讓人理性及平心靜氣討論社會事務的目標，已經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網絡的煽情，順著人的情感而行的文字。人的情感易被搬弄，理性淪為麻木不仁的代名詞。如此我們可以再問的就應該是在網絡世界的文字，會將社會推向一個怎樣的方向？感受和理性如何平衡？在信仰中，我們能否透過貼近主的心懷，更能學效主的性情去回應網絡世界慣於用來操控（或操弄）我們情感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