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勸善懲惡成為了政府部門的工作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許多香港人可能和我一樣,一覺醒來知道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駕崩,都有一點的唏噓和傷感,就像忽然收到一個熟悉的長輩離世的消息一樣,勾起了不少的回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過由港英政府管治,然後回歸祖國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之下的公民,不需刻意去比較,很自然我們對兩個不同風格和形式下的管治,一定會有感受,落差愈大,感受愈深。而我作為曾經在1989至1999年回歸前後的公務員,並且在1997年在會展親身見證主權移交儀式的前記者,可以說百般滋味在心頭。
作為前公務員,當然明白在港英政府年代,英國人有特殊的待遇,就算學歷較低、資歷較淺,但在升遷上都有特別的優勢,某些主要和敏感的職位,更加是華人免問,英資公司在取得政府合約和工程方面更有壓倒性的優勢,香港人更要每年負擔超過十億元的軍費。 但為甚麼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的歷史卻好像仍有深刻的回憶,甚至依戀呢?值得現時的政府官員好好反思。
當警察社會變成了生活日常
在殖民地的年代,有人形容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那種沒有根、沒有遠象的情懷,令人神傷。可惜的是,回歸25年之後,這種感覺不但沒有逐漸淡化,反而愈來愈熾熱,不少香港人仍然沒有落地生根,過去兩年要離鄉別井、甚至飄泊他鄉的香港人一點也不少。
作為問責制的最高領導人,若要表現出真正的問責態度,就應將所有下屬出現的問題當作自己無法推卸的責任,當然,所謂問責不一定動輒要人頭落地而辭職,但為自己和下屬所犯的錯誤而公開道歉是應有之義,若果是下屬不聽指令、自把自為,應向公眾表示會追究責任,不能視若無睹;若果是制度出現問題,未能與時並進或存在漏洞,應責成負責官員立即向公眾交代及研究如何避免
多情自古傷離別,過去一年不少親戚朋友、以及多年戰友都揮手告別了他們有深厚感情的香港,移居他國,在機場看到他們一個人推著七、八件行李,有些甚至連籠帶狗一起離開,便深深感受到這將會是闊別!近來又不斷知道有親友、同事、舊同事等等將會在今年內移民,情況比去年更甚,深信很多香港人和我一樣,將來無論往美、加、澳、紐和台灣,都會有親朋好友可以接待,只要疫情一緩和,湧往外地旅遊探親的人潮一定此起彼落。
移民潮與過去幾年的社會撕裂有不能分割的關係,不少離開的人都是曾經熱愛香港和關心 香港未來的發展,重視人權和自由,在社會運動上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他們選擇離開的原因雖然各有不同,但主要都是擔心未來會因為觸犯了愈來愈嚴苛的法例,觸及政治上的紅線而被拘捕、檢控、甚至入獄,畢竟自由對於香港人來說是最珍惜的,期望下一代可以在一個重視人權和自由的社會成長,可以安然入睡,不用以伴君如伴虎的心態生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過,無論有多理解他們的決定,真正要分別的時候,仍然是有種種的不捨。既不想他們離開,但又不能開口挽留,萬一將來他們因為政治的緣故遇上麻煩、甚至無妄之災,自己情何以堪呢!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要捍衛一些重要的價值,讓大家看到一些事的立體面貌,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不是靠少數的政治領袖、傳媒和藝術工作者、而是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言論、創作和良心的自由,不是靠當權者施捨的,而是市民的基本權利,一個政府若不斷箝制市民的言論自由,只會愈來愈趨向專權和獨裁,暴君就是在市民的沉默和恐懼中練成的。
李斯在《諫逐客書》對秦王嬴政表示「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勸喻他要以包容的態度來面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客卿,才能廣納人才,成就大事。
台鐵太魯閣號出軌是一場悲劇,不過,政府和傳媒的處理手法避免了令事情化成更大的災難!面對幾十人死亡的嚴重交通事故,直接原因當然與交通部長無關,但間接反映的是在管理上出現的疏漏,正如全世界不少官僚的心態一樣,很少主動在未出事前改善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多是在出了事之後才亡羊補牢,而為了平息民憤,於是要有人出來承擔責任,究竟是由下級的官員作代罪羔羊,還是由最高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