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

藝術發展局為到上年舉行的第31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邀請了「當時充滿新聞話題」、非文藝界的漫畫家尊子及記者蔡玉玲擔任嘉賓，而且司儀以「紅橋」和「紅線」為話題，被指損害了藝發局聲譽，並或引起負面的影響，因而終止資助頒獎和扣減最後一期撥款。香港戲劇協會就指控逐一反駁，協會會長馮祿德指連藝術創作者「腦裡面想甚麼都被人猜想」，事件引起了坊間不少討論。

自由並非絕對的，任何人都要為自己的言論和行為負責，不是我們想怎樣做、認為甚麼是對的，便可以任意而為，不過，《基本法》亦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一些行為是否歧視有時的確是很難界定的，就算過往沒有問題，但在不同的時空亦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觀感，甚至同一件事由不同的人來演繹亦會有完全不同的效果。由其他國籍和種族的人來扮演另一個國籍和種族的人不單以前十分普遍，就算現時在不同國家的電影、電視和舞台製作亦十分普遍。

《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曾於2011年及2014年推出，兩次皆未能於立法會通過，條例修訂已討論十年，雖然作出很多修訂，但仍未能釋除市民大眾的憂慮，除了擔心條例是「網絡廿三條」，令一些二次創作墮入法網，影響言論自由及創作自由，窒礙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等等。

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要捍衛一些重要的價值，讓大家看到一些事的立體面貌，可以從不同角度了解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不是靠少數的政治領袖、傳媒和藝術工作者、而是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的。言論、創作和良心的自由，不是靠當權者施捨的，而是市民的基本權利，一個政府若不斷箝制市民的言論自由，只會愈來愈趨向專權和獨裁，暴君就是在市民的沉默和恐懼中練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