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與民主

許多香港人可能和我一樣，一覺醒來知道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駕崩，都有一點的唏噓和傷感，就像忽然收到一個熟悉的長輩離世的消息一樣，勾起了不少的回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過由港英政府管治，然後回歸祖國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之下的公民，不需刻意去比較，很自然我們對兩個不同風格和形式下的管治，一定會有感受，落差愈大，感受愈深。而我作為曾經在1989至1999年回歸前後的公務員，並且在1997年在會展親身見證主權移交儀式的前記者，可以說百般滋味在心頭。 
 
作為前公務員，當然明白在港英政府年代，英國人有特殊的待遇，就算學歷較低、資歷較淺，但在升遷上都有特別的優勢，某些主要和敏感的職位，更加是華人免問，英資公司在取得政府合約和工程方面更有壓倒性的優勢，香港人更要每年負擔超過十億元的軍費。 但為甚麼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的歷史卻好像仍有深刻的回憶，甚至依戀呢？值得現時的政府官員好好反思。

開學了，今年不論大中小學都有一些新氣象，有些大學有隆重的升旗禮，有些小學安排學生跪下向父母奉茶，當中引起不少的討論，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國兩制之下似乎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甚至是一個迴旋處，是向前走、向左走、向右走、還是走回頭路？是決定我們未來究竟想培訓怎樣的下一代的關鍵時刻。

回憶很容易是選擇性的，當面對一些轉變時，我們很容易只會記得失去了某些美好的事物，卻忘記以往一些不足的地方，正如當大家對回歸之後的情況有不滿時，也會選擇性地記起英國管治年代某些的好，而有意無意地忘記了它的不好。以教育為例，港英政府的年代，其實只將學校視作職業訓練的場所，教育和人力資源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如何培訓社會上不同的階層和行業所需要的人手，能安分守己、勤力工作、少理政治、只努力發展經濟都是一個良好公民應有的表現。而當年我們作為學生，很多對中國人身份的認識和認同，對中國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嚮往，都不是由學校的教育而來，而是透過傳媒、親身的接觸和體會而來。其實，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氣氛和環境，比起學校的課程更重要，我們在討論教育改革的時候，不能只針對學校，而是要同時考慮社會的大環境如何去配合。

香港變得愈來愈奇怪，許多的日期、地點、書籍和說話，慢慢變成了禁忌，明明無法清楚指出有關言行究竟違反了甚麼法例，但就有人會出來警告大家不可做一些本來過往十分正常的事，而且很多時，一些事在不同的場景和前提下，有截然不同的對待，明顯是有雙重標準，令法律的解釋和運用具有很大的彈性，全在乎當權者的需要而隨意搬龍門，這種以製造白色恐怖、不安的情緒和恐懼來阻止市民大眾表達不同聲音的手法，根本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又到6月，記憶並非一個開關掣，可以隨意關掉就當一些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也不是電腦的資料，可以按一個掣就立即刪除。對於經歷過六四事件的香港人來說，有些記憶是其他人無法粗暴地強行刪去的，相反，愈是被迫忘記，愈是無法釋懷，甚至會加深傷痕，更難療癒，就像一些人面對喪親之痛、重大的打擊，若果不正視問題，而是強行壓抑，裝作若無其事，人只會變得愈來愈抑鬱，被壓抑的情緒就好像殺傷力強大的睡火山，總有一天會突然爆發，由於毫無防避，結果造成更大的破壞。

1989年的六四事件，轉眼已經過了33年，雖然官方對事件的說法沒有重大的改變，不過，許多人當年在電視鏡頭前看著事件的發展，由悼念支持改革開放、平反冤案、深得民心的領導人逝世開始，引發反對貪污、官倒的和平請願，因得不到適當的回應和官方媒體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於是學生開始絕食，因長期絕食不斷需要送院救治引起了國內外和香港市民更大的關注，變成了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最後要出動軍隊清場、追捕涉及事件的學運領袖而告一段落。整個學運的無數片段，相信在許多人有生之年亦無法遺忘，就像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許許多多曾經身歷其境的市民，他們的記憶是無法按一個掣就可以重新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