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

同心抗疫十分重要，但要市民認同及合作，政府的措施必須有清晰的理據和解說，以及良好的溝通和配套，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憂慮、混亂和反感。正如政府要求食肆和地盤的員工要做了檢測才能開工，卻沒有仔細考慮實際的需要和運作，亦沒有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雖然政府建議可在某段期間作檢測，但僱主為了令顧客放心、以及避免因有人染疫需要停業而招致的損失，必然要求員工盡快、甚至一定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能上班，導致所有檢測地點大排長龍，增加染疫風險，浪費市民時間。就算出現人龍之後，政府的應變仍然遠遠落後於需要，怎能不令市民勞氣？ 
 
此外，政府許多防疫措施皆是一刀切，而且不能迅速回應及考慮實際的需要，難以令人信服。就以食肆堂食早前只能開到晚上6點為例，雖然政府想大家多點留在家中，但事實上不少市民晚上仍要工作，對他們來說無處解決晚餐會十分不便，食肆生意亦大受打擊，更無法解釋晚市的風險為何特別高，難道病毒晚上就會比早上活躍？若要減低風險為何不在人數及社交距離而在時間上作出限制？ 
 

今次想呼籲大家多些用錢，增加消費，好像與我一向的風格有點不同，不過，時局艱難，為了別人多點花錢、少點儲蓄有時是必須的，個人如是、教會和機構亦如是，雖然積穀防饑是美德，不過，在別人連基本溫飽都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若過份看重自己明日後日的安全感，卻忽略了別人即時的需要，和叫一個正在捱飢抵餓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去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希望所有仍然有穩定的工作，毋須擔心裁員、減薪和失業的公務員、教師、醫護；以及仍然有工開、可以有積蓄的市民和弟兄姊妹，為了別人的需要而多走一里路，為了其他人多一些有策略的消費和奉獻。 
 
年關難過，很多本來靠過年物品為主的行業，因為疫情緣故大受影響，例如售賣年花的行業，由於花市的規模和時間縮短，營業額大受影響，不少花農辛勞了整年就是等這個時候出貨，雖然未至於血本無歸，不過，已經令他們十分徬徨，因此，過往若有買年花的習慣，今年更應早點「幫襯 」，不要等最後一刻才去掃平貨了。就算過往沒有買年花，今年亦應考慮破例，讓一眾花農和商販，在疫情之下仍然可以過一個安心的農曆新年。至於過年的糕點食品，反正大家晚上都要留在家中過節，買多一點、吃好一點又何妨呢！ 
 

約翰福音十章11至15節引述主耶穌的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
 
香港的教會和社會正處於困難的時刻，無論是政治和疫情，都對經濟、民生、人權和自由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堂會及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牧師和傳道，大家在不同崗位上其實也是在牧養不同的弟兄姊妹和群體，在這個人心不安、羊群焦慮的時候，一個好牧人更應反思自己對羊群負有甚麼責任，有甚麼是我們要捨的。 
 
首先，是捨得花時間。好牧人要餵養他的羊，而餵養是埋身的工作，要近距離認識他的羊，明白他們的生活習慣、體質和需要，按羊的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要牧養不同年齡和政見的弟兄姊妹，便要埋身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處境，無論你的羊是藍絲、黃絲、中產、基層、打算移民還是新來港人士，任何顏色的羊都是你要照顧的羊，好牧人總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或者選擇性地牧養，不認識自己的羊的根本無法做個好牧人。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為基督徒因為滿有神的恩典，所以生活應該是一帆風順，不斷成功的，已經忘記了信仰是要付代價的！還是認為每星期返教會、每個月有奉獻、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一些事奉的崗位，便是一個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了，也許準確一點說我們只是戴上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架根本不是甚麼重擔，也不是羞辱的記號。哥林多後書四章8至9節所描述的景象對我們來說是否很陌生？「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有經歷過，甚至祈求過困難和考驗呢？ 
 
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和疫情，對長期過著太平安樂日子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我們所傳揚的我們相信嗎？我們所期盼的究竟是主快來還是黎明請你不要來呢？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來為祂死。」究竟大家是真的想死、詐死還是作死呢？ 
 

過去兩年，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十分困難，不單只因為社會撕裂、疫情反覆，更令人困擾的是不知道困難幾時會過去，未來有沒有更嚴峻的困難會出現，面對難以測透的前景，也許才是令人心最不安的原因。疫情之前，有誰會想過整整一年都要戴著口罩？放假沒辦法離開香港，想去外國探親要過五關斬六將，隔離的時間可能長過可以見面的時間。當然，還有一些朋友連餞行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走難式移民離開香港了。 

不過，最迫在眉睫的是結業裁員此起彼落，許多人沒有工開、手停口停，沒錢開飯交租、甚至要露宿街頭，再遇上天寒地凍，不少社區中心和教會在疫情下又不方便、或者不敢再開放作避寒中心。政治和疫情對於這些人來說都是次要的，可以生存和有瓦遮頭才是最重要和最即時的需要。在社會整體面對重大困難，人心惶惶的時候，其實是教會和弟兄姊妹更需要努力去服侍和關心的時候，若果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同工，在別人最有需要的時候，不為別人多行一里路，反而比未信的人更害怕受感染，一切都停、停、停，想等疫情過去，然後才回復正常的探訪和關懷行動，那信仰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和幫助呢？當大家做了應該做的防疫措施，其實可以安心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裡，前線的醫護人員可以盡忠職守，教牧和教會領袖為何不可以謹守關心弟兄姊妹和鄰舍的崗位呢？ 

2020年是難以忘懷的一年，對於香港的教會來說也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冠肺炎令教會打破了不少過往一直堅守的傳統，不但長時間停止了現場的聚會，連聖餐、聖誕崇拜、報佳音、洗禮、甚至探訪等等都消失了，情況比日本佔領香港和沙士時更嚴峻！此外，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部份曾在社會運動走得比較前、敢於發聲的教牧和信徒領袖以不同的理由離開香港；或者因為感受到愈來愈大的壓力，為了自己、家人、堂會或機構的利益而轉為沉靜；亦有一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點名批評、甚至被檢控。在面對重重困難的時候，教會更應思想如何真正成為教會，我們與一般的政治及社福團體究竟有甚麼分別？ 
 
面對疫情，我們知道教會不會是自動免疫的，外國一些宗教團體因為堅持聚會、甚至不戴口罩而成為爆疫群組，令香港一些教會成為驚弓之鳥，變成甚麼都要跟足政府，不會靈活變通。政府的防疫措施往往是一刀切的，而為了方便其實很多時未必有足夠的醫學理據。例如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當食肆可以繼續營業；超市和商場沒有限制同一時間入內的人數；辦公室可以繼續上班；為甚麼教會要停止所有現場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