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

我們常常都好像活在平衡時空，明明見到同一件事，不同人的觀感卻有極大的落差，當然這個世界睜著眼說瞎話的人一定不少，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不少人只將話說了一半，報喜不報憂、或是報憂不報喜，雖然雙方所說的話都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在對方的眼中自己說的話卻好像是生安白造、胡說八道，因為自己的觀點似乎被對方完全抹煞了，當一個人的感受完全被漠視的時候，那種難受、甚至憤怒自然就會很強，無論對方其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會覺得是橫蠻無理，這也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社會一直無法突破僵局的重要原因。

2019年香港社會陷於十分嚴重的撕裂，暴力衝突與1967年的暴動同樣震動所有的香港人，也粉碎了香港多年以來一直引以為傲，即使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仍然秩序井然、並無任何破壞活動的美譽，也令不少香港人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人權的時代告一段落。雖然雙方都將造成嚴重社會撕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但大家撫心自問，自己真的沒有任何責任嗎？當法庭陸續判一些曾參與衝擊的市民入獄的同時，究竟有哪一個被指使用過度武力的執法人員要受紀律處分？或者處理失當的高官要問責下台呢？當大家指責對方使用暴力的時候，有為自己的暴力好好反省嗎？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