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張開抗爭新一頁

商討經年的佔領中環行動終於在9月28日零晨打響了抗命時代的第一炮，在警方87枚「催淚彈」和大量近距離胡椒噴霧的鎮壓下，這場民主運動被西方媒體冠上「雨傘革命」的名號。這場持續多日的抗爭行動和過往有著顯著分別，例如沒有明顯及全面的領導者、新媒體的充份配合、新式的文宣攻防戰、游擊戰略運用等等，堪稱揭開香港社會運動新的一頁。

 

雨傘運動非革命

西方媒體將這場抗爭運動命名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 ，甚至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亦稱之為「顏色革命」。不過，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卻在10月3日連同一批學者聯署指出稱這場運動為「雨傘革命」並不準確，應改為「雨傘運動」，以避免刺激中共神經。[1]

誠然，「革命」和「運動」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前者通常是帶有武力成份，旨在推翻現有政權的統治，帶來政權和社會的變革；後者則是由一群有共同意識的人透過群眾運動在建制外改變社會。事實上，發起運動的組織者，即學聯、學民思潮，以至佔中三子一直不斷強調，這只是一場公民不合作運動，而不是革命，並非要推翻任何政權或搞港獨。

 

新的運動模式──人人都是領導人

筆者在第96期《燭光網絡》中曾撰文探討新和舊兩種社會行動手法，事隔半年後的今日，我們可以從今次的雨傘運動更深刻地體會到抗爭模式的轉變。舊社會行動的手法重視事前的策劃，有明確的目標及組織者，假如在意見上有分歧的話都會盡量在事前解決。[2] 這種傳統的方法可見於佔中的預備過程上：設下多次的商討日、有主要組織者，以及大家要同意目標然後才簽字參與。

不過，當928警方暴力鎮壓後，形勢逼使佔中運動提前啟動，筆者卻見到新的社會行動手法已應用在這場運動上。新社會運動重視參與者的「主體性」，每個人在行動中有自已的角色，自己作決定，而非純粹的「被領導」。[3] 在這場運動上，學聯、學民思潮及佔中三子本來是運動發起人，號召群眾到金鐘集會，並負責與當權者談判。不過，事態發展下去卻是每一個參與運動的人都變成運動的主體，並不會服從單一的領導。例如，10月12日當學聯代表到旺角佔領區希望與參與者商討未來方向時，卻受到參與者冷待，並指旺角不需要大會。[4]

在不少個別的佔領行動上亦反映出那是由下而上，沒有領導的運動。社運老手梁國雄議員在整個運動上多次向參與者作出呼籲，例如勸喻參與者不要堵塞特首辦外的道路；勸喻參與者不要作快閃式的堵路行動。可是，大多數的呼籲都不得要領，一些群眾的創意自發行動已超越從上而下領導模式的傳統手法。

 

新的運動模式—新媒體的運用

這種新抗爭模式同時亦顯示了新媒體的充份運用，減少對傳統媒體的依賴。過往有關社會的消息一向是經主流傳媒獲取。不過，不少人因為對主流傳媒已失去信心，轉而將吸取資訊的重心放在新媒體上，例如facebook、網上報章等等。在人人都是記者的情況下，參與運動的人直接將當時的影像在互聯網上發放，讓公眾對運動的認知不再局限於主流媒體。

同時間，新媒體亦被應用在動員方面。除了幾個重要佔領區，市區不斷發生佔領行動，例如一度佔領尖沙咀廣東道的行動就是在網上作宣傳，然後群眾自發參與。而且新媒體亦已不再局限於電腦前，隨著智能手機和即時通訊軟件的發展和整合，社運人士興起以Telegram和FireChat作動員及調配物資的工具，使游擊戰術得以成功。

基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或質疑，新媒體亦應用在反宣傳的「消毒」上，例如當有人指控運動對經濟及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又或是參與者的違法行動等報道推出，網上就有人追查消息的真偽與詳情等等，然後再整理，並以較簡單易明的圖片及精簡的描述，讓公眾從另一個角度了解事件。

不過，這種新媒體的操作就如錢幣的兩面，有利有弊。好處是消息確實比以往較易掌握，但同時卻導致謠言滿天飛。928當日的資訊經即時通訊的語音訊息發放，廣傳四方，但同時卻真偽難分，例如當日有訊息指警方將會開槍、發放音波炮等鎮壓，又有訊息指會出動解放軍，最誇張的一個訊息甚至說出動高達和死光等等。稍一不慎，可能就會受謠言誤導。

 

社會的撕裂

這場運動曠日持久，不少家庭、朋友、以至信徒群體都因對事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價而出現撕裂的情況，輕則Unfriend、離開群組，重則互相對罵反目。盼望在這場運動中，我們都能得到復和的機會，讓社會上不同持分者都能明白對方的想法和自己的限制，讓民主政制在香港得到落實，社會回復和諧。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傳道書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