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戰兢社關路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7/2010

先父喜歡閱報,自小我便有很多機會接觸《工商日報》和《快報》等右派報章,對時事一直很有興趣。此外,我亦十分喜歡看書,高中時看了《天讎》,一個文革時紅衛兵頭領的自述,深深受那大時代的悲劇所觸動,之後,透過《文革雜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以及許多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令我對中國的情懷越來越深。其後又看了大量與中國教會史有關的書籍,認真思索國家與教會的未來。
 
大專的時候,大部份時間花了在校園的福音工作、劇社和系會的事務,雖然沒有參與社關的活動(除了在維園舉行的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的集會),但對時事的興趣有增無減,故此,畢業後第一志願便是去當記者,不過,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崗位,最後當上了教師。
 
教書的時候遇上了中英前途的談判,常常獨自報名參加守望社和不同團體一些有關信仰與政治的課程、研討會,認真的閱讀了信念書,期間嘗試與團友分享一些心得,在教會的刊物撰寫文章,呼籲弟兄姊妹關注,換來的是冷淡的回應,甚至有人認為我有自義的傾向,由那時開始,我便深深體會社關是一條不容易的孤單路。
 
教書之後亦做過無線電視的編劇,兜兜轉轉,最後還是回到我所熱愛的記者工作,1989年6月1日我正式加入香港電台做記者,剛好趕及從更近的距離去認識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之後十年,因工作關係接觸過大大小小的官員、議員、政客、富商、專業和各階層人士;又曾在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國賓館、以至中南海採訪中英雙方在過渡期的談判;並隨保釣號往釣魚台,看到陳毓祥不幸葬身大海;亦懷著興奮的心情參與在會展直播97回歸的歷史時刻…...
 
記者的工作是近距離觀察社會,記者的專業要求我們應如實反映及批判各方面的意見和所提供的資料,找出問題的核心,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論點,不應該因自己的立場而歪曲或漠視不同的意見。傳媒作為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監察政府和社會上不同的持份者並彰顯公義。可惜現實上過去十多年,新聞界雖然仍有很多滿懷熱誠,堅持原則的記者,但往往敵不過那些公器私用和唯利是圖的老闆!這也是我1999年毅然離開公務員的行列,轉來明光社任總幹事的原因,我因為熱愛新聞工作,因此,希望從另一個崗位去關心社會,參與傳媒監察和傳媒教育。
 
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加入了當時只有一位同工的明光社,開始了我在基督教社關機構的服侍,雖然崗位不同了,但我對時事的興趣,喜歡反思信仰如何回應社會問題的心志並沒有改變。雖然上任前已有需重新適應的心理準備,不過,上任後卻發現明光社的工作和記者的工作竟有不少有趣地相似之處,就是兩者若要做得好,都一方面需要大量預先準備、蒐集資料和深入分析的功夫(好像專題報導),但另一方面,亦需要準備隨時回應和跟進一些事先無法預計的工作(像突發新聞)。
 
99年剛上任便遇上政府發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諮詢文件;報業評議會成立;以及馬會容許小童入馬場觀看千禧賽馬等。之後又遇上立法會討論性傾向歧視條例;政府推動賭波合法化;以及《東周刊》事件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臨時調整我們的工作,以及短時間內作出回應和組織一些行動,雖然有時會十分吃力,但在忙碌之餘覺得很有意義和十分充實。
 
要回應社會的問題,是必須靈活和機動的,否則就會錯失了最重要的時機,正如遇上急須援手的人,我們是不能為了只顧自己的問題,而漠視對方的需要。我覺得今日香港教會其中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就是我們有太多已經計劃好的聚會和活動,太少可以及時回應的心力和空間。於是,在明光社每年的事工計劃營,我都提醒同工,不要將全年的計劃編得密密麻麻,必須留有一定的空間去回應突發的需要,並且有心理準備在有需要時改變原來的計劃。參與社會關懷首要的是必須有心,缺乏了對人的關懷,便很容易為了制度、規則、機構或個人的計劃而對別人的需要視若無睹。
 
加入明光社,對我來說最棘手的莫如處理有關同性戀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這也是燙手的山芋,不少雖然不贊成同性戀的學者和傳媒中人,為了明哲保身,對此往往避而不談。老實說,在加入明光社之前,我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十分有限,不過,既然這是明光社成立時關注的三大範疇之一,作為總幹事要出來闡述機構的立場是責無旁貸的,亦因此惹來不少同情同性戀人士的批評,老實說,我與大部份人一樣,都不喜歡捲入一些沒完沒了的人身攻擊。不過,經過多年對有關議題的深入了解,我對於站出來抗衡性解放和同志運動的決心反而更堅定,個人的榮辱只能交在上帝手裏。
 
近期另一些對我的攻擊,相信是源自我對教會內外一些以較激烈行動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的批評。我個人深信作為基督徒,我們對社會上的各樣的不公義,無論是源自政府、大財團、政黨、甚或教會、弟兄姊妹和弱勢群體,都應該本著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提出批評,但必須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表達,我們對和平應該有一種堅定不移的執著。在爭取公義或其他崇高目標的時候,我們亦必須堅持以正確的手段,因為手段和目標是不能分割的。今時今日社會上不少的問題,皆源於一些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人,認定與自己不同意見的是壞人,然後認為對壞人毋須講甚麼道義,因而將自己一些本來不合理的手段合理化,多少的壞事皆假借崇高的口號去推行!

前路充滿挑戰,我不擔心在社關的路上繼續被不同意見的人批評,而是戰戰兢兢的提醒自己要謙虛地體會上帝的心腸和教導,苦口婆心地向社會人士提出我們的觀察和擔憂,作一個忠心的守望者,而不是狂妄地以為自己有權代表上帝去審判與我們不同意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