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5月份的「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關啟文博士與我們分享「社會抗爭與福柯的權力觀：基督教角度反思」，共有超過40位朋友參加。「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經過天星、皇后碼頭搬遷事件，到最近的反高鐵行動，社會近期熱烈討論「八十後」的社運進路，彷彿一場新社會運動正在展開。這些社運的思想根源相當複雜，關博士在有限的時間裡只想探討對這些社運有一些影響的後現代思想，尤其是法國後現代大師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論」（如陳巧文就承認受福柯啟發）。他也對現時的抗爭手法提出反思，但強調沒有否定那些社運，目標也不是要標籤「八十後」。
 
關博士指出，現時社會的抗爭模式，好像正進行一種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由過往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表達，透過理性對話和共同審議（Rational Deliberation），變成以激烈、敢言和敢於抗爭的對抗性策略：不滿足於遠距離的口誅筆伐，還要有臨場的抗議，肢體性衝擊，如到別人面前拍檯、掃東西，強闖場地等。（當然只有部份人如此，新舊範式現時是並存的。）這當中除了社會發展問題、民主進程不公義等因素外，「後現代思潮」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在理性的基礎上，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但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與危機的根源。
 
後現代思潮相當複雜，較極端的可稱為「後現代主義」─它否定所有「基礎主義」，否定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元敘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如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可取，因為它們會帶來霸權和扼殺創新性。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更是貫穿現代與後現代的思維方式，而福柯式的泛權力論更把懷疑詮釋法激化。（關博士的後記指出這並不是詮釋福柯的唯一方法。）福柯說：
．「在現實中，權力的實施走得要更遠，穿越更加細微的管道。」(《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頁208)
．「在社會身體的每一個點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家庭的成員之間，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有知識和無知識的人之間，存在著各種權力關係，…它們是…統治權力賴以扎根的土壤。」(同上，頁176)
．「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同上，頁19)
．「追尋每一個人都能夠接受並且都必須適應的道德形態，這在我看來是災難性的。」(同上，頁120)
．「一旦我們“建議”—我們提出一套詞匯、一種思想，這只會導致支配性的後果。」(同上，頁72)
．「這個社會生產和流通以真理為功能的話語，以此來維持自身的運轉，並獲得特定的權力。」（同上，頁37）
．「權力產生知識……權力與知識直接地相互衍生，沒有權力是沒有它相應知識領域的組成成份，也沒有知識不預設（並同時構成）權力關係的。」[1]
  
懷疑詮釋法認為一些外表堂而皇之的思想，其背後的真正基礎是非理性的。這種詮釋法可用於一切「知識」與「價值」，都脫不了被用來合理化既得利益的嫌疑，所有真理都是社會建構的，「真理」只不過是權力的效果、工具或藉口，提倡普遍真理和道德的人會被批評為「霸道」、「霸權」。這種懷疑詮釋法在後現代社會流行，成為「反駁」別人的尚方寶劍。
 
若我們認為權力無所不在，那抗爭也要如此，所以「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亦成為福柯式社會批判和運動的名言。若有權力者的所謂「真理」或「理性對話」只是權力的工具或掩飾，那不單「理性審議」沒有真實性，在現實上堅持「假理性」和「假對話」更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那抗爭者不如用激烈的語言和手段衝擊被視為不公義的當權者？
 
關博士不否定以上思想有一定道理，所以基督教不應盲目拒絕福柯式的批評，而是先作自我反省，如教會有否濫用權力和真理來塑做信徒的主體，扭曲了信徒的人格發展，令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形成順民心態和權威主義人格呢？教會領導有否提醒自己，他們的角色不是去支配信眾，而是去服侍他們呢？（這種反省其實很符合先知和耶穌的精神。）
 
然而關博士也認為激化的權力論或抗爭手法也有不少問題，我們也應作出反思：
．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是否有雙重標準呢？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
．縱使理性對話有時會被扭曲，但若全盤否定理性對話，動輒以抗爭手法取代溝通，那這種精神真的符合我們想爭取的民主嗎？
．若把「權力」觀念用得太濫，並把所有「權力」都質疑，那我們對社會秩序的安排還可以有甚麼正面建議呢？這樣會否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甚麼規限（Constraint）在甚麼情況下是可接受的呢？

關博士認為，面對新社會運動，教會不能再抱唯我獨尊或事不關己的心態，應保持包容，謙卑的心態，一方面在多元空間下把握本身發言的權利，另一方面也鼓勵社會中不同聲音和平、理性的對話。他也認為，新社會運動當然有抗爭的權利，但卻不可以獨沽一味、雙重標準和自義掛帥，這對真正民主的社會是無益的。（當然，這些話不是為任何弄權者或不公義事件開脫，針對他們的批判和合理抗爭還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