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劇《魷魚遊戲》 全球熱爆，其實橋段並不新鮮，日本電影《大逃殺》和美國的 《飢餓遊戲》亦大同小異，描寫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殘酷遊戲之下，人性究竟有多可怕、現實有多殘酷，以及人生有多荒謬！不過《魷魚遊戲》 用了更多篇幅去設計一些考驗人性，逼觀眾去思考應如何抉擇的處境，究竟我們所認同的信念、所重視的人，在緊急的關頭、千鈞一髮、電光火石之間，我們是否真的能貫徹始終，毫不動搖？還是我們會露出另一個自己本來也不認同、甚至鄙視的面目呢？
近年教會的圈子流行以桌遊來協助弟兄姊妹作信仰反省、思考人生，其實上一代的香港人亦常常說透過打麻雀可以觀察未來女婿的牌品，從而看到他的人品，因為當一個人很投入於某個遊戲之中時，一些內在的本性就會不知不覺地漸漸顯露出來。遊戲有時就好像角色扮演一樣，讓我們可以代入另一個角色，暫時放下自己的身份，在遊戲設定的方式和規例容許的情況下，努力去贏取勝利。
政黨不參政只會倒退成論政團體，猶如旅行社不辦旅行團，名不符實，問題是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當一個社會令一些熱心教育的人不想或不敢當教師；熱愛助人的人不想當社工；想揭露社會時弊的人不敢當記者；有志從政的人不敢參選，這究竟是誰的責任？當一個政府常常用帶有威嚇性的警告來放風，逼異見人士知難而退，令政府不用背上主動剷除政敵的惡名；或者採用大家無法事先知道的主觀標準
民陣像香港公民社會過去幾十年，由一些註冊民間團體就不同議題靈活地成立的聯盟性組織一樣，本身都沒有正式的獨立註冊，若果這種做法有問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警方為何十多年來都與民陣的負責人商討有關不同遊行和集會的細節問題？究竟是警方辦事糊塗、失職，還是這種模式在多年來警方沒有任何反對之下，已成為民間團體的合理期望？一直以來，香港雖然沒有普及的民主，不過，民間團體仍然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表達意見，工會仍
以前有人形容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不少人都抱著過客的心態，缺乏真正的歸屬感。
不少香港人的情緒因為政治的氣氛而被嚴重壓抑，以至一旦發生一些有關社會抗爭的新聞，便會出現一些過敏的反應。一直以來，關注自殺問題的團體都不斷提醒傳媒要小心報道涉及自殺的新聞，避免一些意志較為薄弱、容易衝動、或者深受類似問題困擾而又求助無門的市民仿傚。
政情和疫情令不少人心灰意冷、戰戰兢兢，不知所措。有些人在期待雨過天青、一切回復正常；也有不少人選擇靜觀其變，保留實力，期待在適當時機重出江湖；亦有人認為君子不立危牆之下，離開已變得陌生的香港；當然，亦有些人決定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在黑夜將到之前，趁著白日多為上帝做事。無論大家作出哪一種選擇，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不會失去對上帝的信心、對其他人關懷、對公義的追求、以及做一個對得起自己良心的人。確信上帝無論在甚麼時候，仍然是歷史的主，是我們生命的主，我們最重要的是問祂希望我們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年代，可以為祂做甚麼，無論身處在任何地方，仍然為祂做鹽做光，打美好的仗。
過去幾年在不斷反覆的疫情和政情之下，其中一個我們應該學會的功課，就是不要只著眼於我們未能完成的計劃、未能達成的願望，而是要著眼在我們仍然能夠做的工作，不要錯過我們仍然可以做的事。過去一年由於疫情反覆，學校經常停課，明光社被迫取消的學校講座有二百多場，晚間的課程和聚會更加難以舉行。不過，感恩的是我們的同工很快就立即改變策略，思考在這樣的環境下有甚麼其他可行的出路。於是大家開始更努力學習如何拍攝、製作短片、剪片、後期製作及配音，題材涉及傳媒、性教育、生命教育、家庭教育及生活小品，又推出了網上的講座。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
《小偷家族》是日本極出色的人文電影，導演是枝裕和2018年發表的劇情片，樹木希林、中川雅也及其他演員於電影中的精湛演出也令人動容。故事與電影《誰調換了我的父親》所探討的內容相近... 六個沒有血緣的人走在一起成為「家庭」，貧窮如何影響著大家的生活及相處？劇本設定著「每一場戲都有東西要偷」，並捕捉「社會中的家庭」，用以探討現今社會百態。小組當晚會細味這部手法淡然卻戲味濃郁的電影，也細思什麼是「家庭」及「愛」。
上周，最多人談論的是《毛記電視》的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當中出席獲分獎的人，在他╱她名字之前都加了一個「真」字，例如「真．河國榮」、「真．何韻詩」。這個「真」字，最表面的解釋，就是因為在節目中有些人物是扮鬼扮馬的，為了將真身和所扮演的人分別出來，於是用了一個「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