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得不償失的「勝利」： Scopes Trial on Evolution, 1925

摘要

本文以美國著名的「進化論爭議」為切入點，透過1925年的Scopes Trial on Evolution 作為個案研究，討論教會在現今社會中，如何更有效地對爭議性的議題展開議論，而不至於未有討論，先被社會和對手定型及僵化（Stereotype）。另外，在今後現代主義盛行的社會文化下，教會如何恰當地將議題論述，也是對議題能否有效帶到社會中作有益討論的其中一個關鍵。

引言

對於處身由現代主義走到後現代主義的教會，今日要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止於「四面牆」內的事情。事實上，教會不能，也不應從社會的公共討論空間中缺席。可是，自宗教改革以來的「政教分離」思想和西方社會理性主義的影響下，教會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往往偏向低調和消極，很多社會上的問題，都是要「殺到埋身」的階段，才能喚起教會注意。然而，因教會不熟悉社會討論問題時的思辯文化和「遊戲規則」，若給人濫用聖經教訓或咄咄迫人的形象的話，便容易在爭議中被比下去，有時贏了聲勢，卻輸了結果。

由「物競天擇」到進化論

自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於1831-36年跟隨皇家海軍的測量船（H.M.S. Beagle）進行全球性野外考察，並於1859年出版了其著作：《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後，進化論便成為了現今科學發展最重要的理論基礎。[1]
可是，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達爾文其實從無在書中提出「進化論」，按當時的認知，他只提出了有關進化論的前提理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更重要的是，達爾文原本並非有意將自己的理論捧成金科玉律。事實上，基於這個新學說與傳統基督信仰和創造論的衝突，達爾文足足將原著的出版推遲了二十多年；而在著作中，他也強調了「論證」的理念：作為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新的理論（Theory）須要驗證而不是像信仰般一味相信，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只是一個被提出來新的假設，是可以被推翻的。[2] 
 
但無可避免地，有關地球演化，創造論與進化論的爭議，很快就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25年在美國田納西州發生的Scopes Trail（或稱為Monkey Trail）的審訊案件便引起了全國的關注。審訊過後，繼而引發日後在歐美關於宗教與科學的論戰，而宗教界就此失去了社會上的開明地位，良心高地，對日後美國社會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

防衛與挑戰

眼見有關進化論的學說愈演愈烈，當時的世界基要派基督徒聯會（World’s Christian Fundamentals Association）主席，田納西州（Tennessee）眾議員John W. Butler就推動了州政府立法禁止，提出以其命名的Butler Act，當中的法案訂明，不准任何州內的老師教導違反聖經創造論的學說，以及將人貶低至與其他低等動物關聯。[3]  另一方面，美國人權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就展開了反擊。當時一位在田納西州特頓市（Dayton，一個人口只有千多人的小鎮）任教生物學的老師John T. Scopes就執意要在課堂上教導有關達爾文的演進理論，最後被州政府告上法庭。

審訊過程

可以想像的是，基於反進化論的法例背景（Butler Law），和這個案發地點，信仰保守的田納西州特頓市（Dayton），以及審判特質（Scopes是由ACLU出資辯護的），案子一開始就被註定會是舉國關注的了。
 
法庭的審判，先以「創造論」與「進化論」的論證開始，辯護律師Darrow首先企圖論證這兩個學說本身並不對立，但被主控官Byran駁回。Darrow繼而轉而攻擊聖經中的記述、故事和神話與現代科學的衝突。但在這基督教信仰背景的法例審訊下，這做法顯現是失利的。事實上，到了審訊的第六天，Darrow已再無證人可供出庭了，原因是：法庭將所有有關科學進化方面的專家證人，全部推定與聖經違背，其證詞也是無效（Irrelevant）的。[4]

戲劇性的第七天

這引致了審訊第七天的戲劇性發展。因辯方已無可用之證人，辯護律師Darrow便以「聖經專家（Bible Expert）」的身分傳召原為主控官Bryan作為「證人」盤問。Bryan雖然從未聲稱自己是聖經專家，但他本著自己的信心和信仰認識，並以此指證Darrow是個玷污聖經和信仰的人（Slur at the Bible），他答應作證。其實整個答辯，與其說是與案件無關，更不如說是一個科學與信仰的辯駁，或是假借審判來作為爭吵的平台。[5]這除了因爭論的焦點與當時案件涉及的進化論等沒有直接的關係，其實Darrow是處心積慮地引Byran入甕，指出他對聖經神話與現實科學的矛盾性。另一方面，Byran也努力謹慎回答，並反駁Darrow本身反宗教，不信神蹟的態度。
 
在這個Darrow's Examination of Bryan中，最初是以舊約先知約拿被大魚吞下的故事開始，用以指證聖經神話不可信，其後的辯論引申到約書亞求神叫日頭停下（即辯論太陽公轉、地球自轉與聖經故事的落差）、阿當、夏娃、該隱等問題。Byran與Darrow針鋒相對，但因處於辯護作答的處境，Byran很多時只能以“I am not prepared to say that……”含糊其詞來回應Darrow窮追不捨的質問。
若以事後孔明的角度來看，當時Byran的回答雖說是小心謹慎，效果卻是差的。很多時，他對Darrow刻意刁難的問題都不置可否，以自圓其說的方法交代過去。事實上，這也是基督教對一些複雜議題（如討論神人二性問題時，就用這種「既不是兩個位格，又不是一性」）時常用的手法。可是在法庭上，這種「無可奉告」，「既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的答案是毫無說服力的，與他原本的主控官身分不配之餘，更差的結果是：這辯論顯得他只對聖經神話愚忠，對科學辯證無知，成為了日後攻擊基要主義者（以至基督教）的最佳話柄。
 
而在這個辯論中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當時在法院內外的證人與Darrow爭吵起來。後來這個爭吵連當時法院內外的群眾和證人都牽涉在內，而且更充滿火藥味和挑釁性。最後要在法官喝令下，各方才肯停止。其實當時雙方都光火了，Darrow說基督教是Foolish Religion固然不對，但他那句“You Insult every Ma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in the World”，卻成了日後高舉理性科學，反基督教人士的最佳口號。說到底，這也是台下的群眾先挑釁的結果。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大家對那些堅守信仰人士的觀感。[6]

判決結果

可以想像的是，在反進化論為前提的情況下，這種企圖挑戰法律的行動是註定失敗的。當時陪審員在法官引導下，判決被告引用進化論於受政府資助的中學任教的罪名成立，法官以法例最少刑罰，向Scopes處以100美元的罰款。他在法庭宣判後，就發表了這多天審訊中唯一一次的發言，Scopes當然是不服輸的，但相比勝方的洋洋得意，被判有罪的他更顯出不亢不卑的節氣，大有殉道者的氣質。[7]

「贏粒糖，輸間廠」，兵敗如山倒的教育戰線

Scopes後來到州政府的高等法院上訴，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8]事實上，基於原審法官的見解，和當時法律的基要主義背景，Scopes律師提出的五項上訴，都一一被高等法院否決。
 
五項上訴包括：1. 上訴指「進化」一詞太空泛，難以界定；2. 判決結果侵犯言論自由；3. 判決結果違反州政府科教政策；4. 判決結果與州憲法中訂明「無州立信仰」相違背、以及5. 判決只裁定不能教導進化論，但無說明以何種方法教導才是正確（即使以教義教導也不見得對學生有好處）。不過，高等法院法官最後以「法律程序出錯」為由，判決Scopes無罪。[9]
 
而事實上，在Scopes Trail之後的美國基督教教育發展，可以兵敗如山倒來形容。以「創造論」以及後來衍生出來的「智慧創造論」為例，其地位被進化論快速逆轉，一來受惠於基因遺傳學上研究的突破（如DNA的發現），但從6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判決來看，其落敗的速度是驚人的。[10]而現時美國教育法例，除了以進化論作教育主軸外，更反過來不准學校以「創造論」或「智慧創造論」作另外的教學法。由這Scopes Trail而引起的「教育革命」，結果可謂轟烈。

從Scopes Trail的反思

誠然，有關科學與宗教的爭論，由來已久，並不會因一場審訊而有突如其來的發展，然而對於Scopes Trail這場審訊，帶給美國民眾，尤其是知識界對基要/保守派基督徒留下那不講理的印象卻是極壞。結果是：雖然Scopes Trail引發了後來的一段時間（20至40年代）美國教育界的反進化論運動；但自50年代的基因科學發展後，「贏粒糖，輸間廠」的結果完全顯露出來。今天美國教育界的情況是完全反轉了：進化論不單成為合法教導的科目，反而教導創造論卻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
 
而更嚴峻的是印象與觀感（Perception）問題。在這講求主觀感受的「後現代」世代，一旦宗教視為「非理智、偽科學」的思想，不論如何努力，都難逃被標籤的結果。若在Scopes Trail當時，作為主控官的Byran，在審判時不是處處針鋒相對，而是有商有量，甚或達成和解，情況會否與現在不一樣？
 
而反思今天香港的情況，當一些教會人士被標籤為「道德塔利班」，又或是「政教勾結」，「宗教右派」的時候，我們又應如何自處？作為其中一個被指為「右派陣營」的機構同工，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有否得勢不饒人，在回應社會問題時，有無可改善之處？我們在公共空間的發聲有效嗎？我們對事物的回應，會不會只是單單打打，或用一兩句「聖經」就將對方定性，將對話打住？[11]
 
教會若不能適切地回應社會的現象，往往有兩個後果：
 
1. 教會就只會躲在四面牆之內，「我們在這裡真好」，不再關心社會的事，但也慢慢與社會脫節，失去群眾。
 
2. 就算有一天，教會認為有需要就社會問題發表見解，又或希望對社會發揮影響力時，卻因與社會脫節，不能掌握表達技巧，結果滿口「神的話」，人也是聽不明白。
 
從現代主義的「人、神」對立到多元主義的「人人都是真理」而事實上，今日社會的意識形態，已經與過往現代主義中著重的「理性討論」不同。典型的「現代主義」式關於信仰立場的討論，都會容易流於「單對單」的辯證模式：在啟蒙主義的思維下，「科學理性、人定勝天」的討論都是將人和神放到對立面上，然後就來一場「你死我亡」的大辯論。諸如「人是萬物之靈，不需要上帝了」，或是進化論與創造論的爭議，都帶有這類的影子。在這種辯論當中，判斷對與錯的方法是十分明顯的，就是要講求理據與邏輯。事實上，由西方的哲學思想，以致教會神學架構，甚或護教學的發展，也是循這個方向發展出來的。[12]
 
可是，在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社會的討論是以個人觀點和論述為主。在懷疑真理（或是理解為權力來自真理）的前設下，人人的生活經驗，對事物的論述和理解都被接受。在相對主義思想盛行之下，問題根本不用分對錯，求同存異就是寬容，人人都是真理。這種反權威，反教條的文化下，當教會仍然用類似訓誨，甚至「說教」的方式「教你做人的道理」時，你說你有真理，社會就會認為：你霸道，是權力的一部份，你就不是真理！

結語

所以，若教會在當下的社會中討論議題時，除了要有聖經真理的裝備外，更可能要從單向的「宣講釋放話語」，轉到在多元社會中要兼顧「講、聽、動機」的多重考慮。教會當然不以福音為恥，但高舉真理同時，教會也可以開放地探討，尊重別人的言論自由，聆聽別人的理據。我們要引以為戒，認清自己只是真理的實行者，不是審判官：在一個以非基督徒為主的社會，我們要以溫柔謙卑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信仰，以神的角度及人的語言回應社會。具體而言，就是要知道社會現在發生甚麼事。畢竟，神未接我們到天家，我們理應做好地上的工作和見證，以理性的態度接納不同意見，尤其是主內不同的聲音，方為將真道行出來的上策。在真理上我們不能妥協，但對於社會政策和法例，卻有不少可以互諒互讓，求同存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