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如豆
在目前的財政環境之下,開源節流是大勢所趨,不過,政府各項開支要加或減不應該成為一個硬指標,不能以為規定每個部門交了某個數額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應該對所有增減都能說明背後的道理和原則,才能令人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不能肥上瘦下,並且要讓市民看到官員和議員主動願意承擔,而不是為勢所迫才作一些象徵性的讓步。
在目前的財政環境之下,開源節流是大勢所趨,不過,政府各項開支要加或減不應該成為一個硬指標,不能以為規定每個部門交了某個數額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是應該對所有增減都能說明背後的道理和原則,才能令人心服口服,最重要的是不能肥上瘦下,並且要讓市民看到官員和議員主動願意承擔,而不是為勢所迫才作一些象徵性的讓步。
近日有人炮轟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建議政府考慮押後或叫停計劃,近日亦有不同的消息在吹風,令人感到政府雖然表面繼續先行先試計劃以及做問卷調查,暗地裡已為擱置計劃預備下台階。垃圾徵費已討論多年,若果今次再擱置,恐怕只會像開徵消費稅一樣,最後不了了之。
我們常常都好像活在平衡時空,明明見到同一件事,不同人的觀感卻有極大的落差,當然這個世界睜著眼說瞎話的人一定不少,但更多的情況可能是不少人只將話說了一半,報喜不報憂、或是報憂不報喜,雖然雙方所說的話都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在對方的眼中自己說的話卻好像是生安白造、胡說八道,因為自己的觀點似乎被對方完全抹煞了,當一個人的感受完全被漠視的時候,那種難受、甚至憤怒自然就會很強,無論對方其他的看法是否有道理,也會覺得是橫蠻無理,這也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香港社會一直無法突破僵局的重要原因。
2019年香港社會陷於十分嚴重的撕裂,暴力衝突與1967年的暴動同樣震動所有的香港人,也粉碎了香港多年以來一直引以為傲,即使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仍然秩序井然、並無任何破壞活動的美譽,也令不少香港人一直堅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爭取民主人權的時代告一段落。雖然雙方都將造成嚴重社會撕裂的責任推給對方,但大家撫心自問,自己真的沒有任何責任嗎?當法庭陸續判一些曾參與衝擊的市民入獄的同時,究竟有哪一個被指使用過度武力的執法人員要受紀律處分?或者處理失當的高官要問責下台呢?當大家指責對方使用暴力的時候,有為自己的暴力好好反省嗎?
年報主要聚焦當年的事務是十分正常和合理的,但任何社會事務要看其成效,就不能只孤立地看一年的情況,若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更要拉闊一點來看,才能見到有關政策是進步了、退步了、還是原地踏步,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因為沒有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數字,大家根本無法評估政府在某些項目的成效究竟如何。
現代社會講求專業和分工,莫說隔行如隔山,連在同一行業內的分工也愈來愈精細,許多時,同一行業的不同部門如何運作,大家也要花上不少時間和心力才能明白。當在行內有備受尊崇,著作等身的頂尖人才演講,其他專家趨之若鶩,爭相入座可以理解,聽得明白的自然覺得獲益良多,聽不明白的亦會自愧才疏學淺,這是對知識和識見的尊重。
這是個喜歡用數字包裝的年代,很多調查研究所得出的結果,就算與我們的常識和經驗有很大的落差,但只要憑著強大的機器不斷去吹噓,再加上相關團體自我催眠,那麼究竟市民大眾是否真正相信已經不重要了,反正那些團體就是信了。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近年的高官和檢控人員的確令市民大開眼界,除了聯想力豐富之外,更有點盛氣凌人,令人不禁懷疑他們究竟是現代服務市民的公僕,還是古代講究官威,高高在上的大老爺?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官員若果只想憑展示權力、靠疾言厲色去震懾人民,只會贏得表面的順從或虛情假意的奉承,而惟有學會尊重人民、尊重民意,從市民大眾角度去思考問題的官員,才會真正贏得市民的尊重。
要令問責制成功最重要的不是增加更多高薪厚祿的官員,而是真的有官員願意問責,即在一些政策出現問題引起社會嚴重的反響、撕裂和混亂,以及公務員體系內出現監管不力、有人瀆職或玩忽職守的時候,有關公務人員及負責監管的上司需要承擔責任,面對不同程度的處分,甚至問責下台。
移民生活是否很淒涼沒有人說得準,因為每個人的情況不同,隨便抽一些個別的例子根本沒有代表性,但最淒涼的情況是當這麼多人打算移民的時候,有責任去回應的官員卻視若無睹,甚至說話涼薄,令想離開的人根本沒有回心轉意的理由,出現「我愛香港,但香港愛我嗎?」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