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