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入抗爭夾縫的記者

暴力抗爭日漸升溫，記者於採訪期間多次受到示威者衝擊，最近一次發生在今年年初二凌晨，記者被示威者用磚「掟」中受傷送院，以及投訴被警員毆打，傳媒團體當然發出讉責聲明。即使不用肢體暴力，示威者近年時有干擾記者採訪，在直播新聞現場時在記者背後加插「佈景板」，甚至故意大聲叫囂。記者紛紛表示一方面要採訪，一方面要自保，很不容易。傳媒高層亦要反思，處理新聞的手法是否已偏離巿民的要求，繼而令前線記者備受壓力？

走在前線的陳朗昇

曾採訪韓國農民示威和雨傘運動的記者陳朗昇，在初二凌晨於報館通宵收集和處理前線記者的相片和短片，他用「殺紅了眼」來形容示威者和警員，記者夾在兩陣中間，有時也擔起保護的角色。他說：「當中有一條片，睇到警察根本完全唔知示威者原來後面仲有後援，一衝上前先發現前無去路，記者走在警察前面，反而係第一個叫佢地走的人。」

夾在中間，一來是為了更好的攝影角度，二來是因為香港的記者素來不怕死。陳朗昇說：「香港記者做採訪真係無底線的，無裝備一個人用條布圍住塊面就衝出去。」陳朗昇憶述，2005年採訪反對世貿遊行衝突的新聞，韓國農民在第一天示威就燒棺材時，陳的攝影記者居然仍在那個燃燒的棺材下面，陳大叫：「喂，唔好影啦，上面著晒火啦！」

記者採訪期間「搏殺」，不惜身；遇著示威者使用暴力，會被他們誤傷，同樣也會被警察誤傷。陳朗昇就曾經在雨傘運動期間，即使清楚表明自己是記者，仍然慘被胡椒噴霧射臉，相片更成為當時有警察濫用警權的罪證之一。據了解，警方和記者團體私下一直有討論如何令警方在執行職務時避免「誤中副車」，甚至建議記者集體購買反光保護衣，以滋識別，不過陳朗昇坦言並不可行：「記者著住件咁嘢，邊個會理你？同埋咁樣做嘢都唔方便啦。無人會咁做㗎。」

陳朗昇認為現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保護裝備。他說：「香港大部份有規模的媒體都有突發車，可唔可以係每架車後面都放定五套裝備，例如頭盔，口罩等等基本嘢。如果事態突然有變，都可以好快有裝備保護自己，唔使空槍上陣。」

堅守新聞自由的岑倚蘭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同意，當一個保護小販的活動可以發展到掟磚，就代表整個社會都改變了。她說：「今日的示威者可以話打中記者只係佢地行動中的沙石。你話你係替天行道，但係同時傷及無辜……」

記者要加強自身裝備。她說：「初二凌晨受傷的記者，佢休班都即刻申請返工，好有熱誠，係一個好記者應有的表現。傳媒高層係應該去好好支援。」不過她坦言香港傳媒對前線記者的支援普遍薄弱：「係雨傘運動期間，你去睇下CNN，人地個記者出來做嘢，其實後面有個地方，放左一堆裝備係度，以備任何不時之需。有外國的傳媒亦同我哋講，記者除非得到管理層批准，否則唔准落示威區。呢個係傳媒機構對記者的保護。」

記者要受保護，無可否認有時是因為走得太前，但有時亦是抗爭者對傳媒報道不公的反彈。她以立法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為例，當時不少在選舉中心的人見電視台記者做直播，即時大聲抗議，令記者要完成採訪的難度大增。岑倚蘭認為應該一件事還一件事，無論如何不應影響記者當時的工作。她說：「記者有責任去採訪事情不同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和訊息，但之後怎樣寫，用甚麼角度，這是編輯自主的問題。有示威者不斷以傳媒沒有做好第四權的工作為理由，干預新聞工作，實際上是對新聞工作的打壓。」

岑倚蘭承認，如果傳媒高層處理新聞有偏頗，不恰當的時候，而傳媒又欠缺自省能力，只會令整個傳媒的公信力減弱，影響整個編採運作。她說：「我哋依家欠缺易地而處的思維。你高層落來跑下前線，來聽下面班人點樣睇你處理新聞，同時記者亦都應該要去諗下，當你係中層或者高層時，要點樣考慮新聞的角度。」

她舉例，在初二凌晨之後，有傳媒將攝影記者的相片拿出來，並將沒有蒙面的示威者一個個用大頭的形式刊登，稱他們為暴徒。一方面將示威者污名，同時又未審先判，傳媒如此使用記者冒險拍來的照片，最後當然被社會責難。記者辛辛苦苦將新聞資料交到編輯室，全被扭曲得體無完膚，部份有心的前線記者意興闌珊，選擇轉行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在磚頭暴力之前，往往有不同的壓迫和制度暴力在影響新聞自由。岑倚蘭強調，唯有更多有心人，在最艱難的時候肯守住不叩頭才有希望：「都有好多中層係有心的，於是佢地日日踩鋼線咁搵個平衡，希望可以做到新聞，又有良心。不過我地都明白個情況係越來越艱難。因為係整個制度要壓縮你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