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的抉擇

《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列明：「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1] 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是人最基本的權利，無故剝奪他人生命是不人道的惡行，應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尊重生命是我們的普世價值，殺人是嚴重罪行，殘殺兒童甚或嬰孩更是天理不容的事，但社會對胎兒的生命權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擁護生命權（pro-life）一方強調保護胎兒生命，故要限制女性的墮胎權；擁護選擇權（pro-choice）一方強調女性應有權決定怎樣對待自己的身體，故支持女性的墮胎權。墮胎議題一直富爭議性，在美國它更可以左右總統選舉的選情。

2019年上半年美國有多個州份推出「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法案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手術。各州政府推出的「心跳法案」，鬆緊程度略有不同。密蘇里州州政府在5月通過法案，規定禁止懷孕八週以上的婦女墮胎，法案並沒有對因性侵或亂倫而懷孕的婦女予以豁免，[2] 不過該法遭聯邦法官頒令暫停執行。[3] 阿拉巴馬州的「心跳法案」更被指是最嚴厲，除非孕婦生命受威脅或胎兒有致命異常（出生時或在出生不久便會死亡）之外，不論懷孕多少週數，一律禁止婦女墮胎，強姦或亂倫導致的懷孕亦不例外。[4] 該法亦同樣面對法律訴訟挑戰。[5]

各個州份的議會討論及通過「心跳法案」時，社會亦有出現反對聲音。有荷里活女星發起性罷工（sex strike），表示女性在能合法控制自己身體前，不能冒險懷孕，揚言在取回身體自主權前拒絕性行為，[6] 亦有團體控訴州政府的「心跳法案」違反美國憲法，並在法院提出挑戰。[7]

要了解美國的墮胎爭議，必須回顧1973年一宗重要的案件：「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該案當事人化名珍妮．羅（Jane Roe），意外懷孕的她當時居住在德州，她想墮胎但當地法例規定，醫護人員只可以在拯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進行墮胎手術。在律師協助下她挑戰德州法律，並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院以7：2的比數通過裁決，裁定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隱私權範圍，因此州政府在一定的界線下，不得干擾或禁止婦女墮胎。[8] 判決令墮胎在美國多數的州份合法化。

不過，主張德州法例違憲的大法官哈利．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亦提出，各州政府有權保護婦女的健康與胎兒生命，故必須管制婦女的墮胎行為。他將婦女懷孕期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孕期（約一至12週）：因為胚胎尚小，沒有獨立存活的可能，墮胎的醫療風險偏低，婦女在醫生的意見下，可決定是否墮胎，政府不得干涉。[9]

第二孕期（約13至24週）：胚胎逐漸成形，墮胎的醫療風險提高，而由於胚胎仍無法獨立存活，因此州政府能以保護婦女健康為由，就墮胎的醫療程序作出一些限制。[10]

第三孕期（約24週後）：胎兒離開母體後已可以存活，州政府須採取措施保護胎兒的生命權，而婦女此時選擇墮胎亦要承受很高風險，州政府可限制及禁止墮胎。[11]

因此，孕婦在一至12周內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

這歷史性的判決並未為墮胎的爭議劃上句號。擁護生命權人士認為生命始於受孕，認為判決容許墮胎是對胎兒生命的不尊重；擁護選擇權人士則認為判決打壓女性身體自主權。[12] 雙方繼續爭持州政府應如何規限合法墮胎，如對婦女進行合法墮胎的要求，及對墮胎診所的限制等。美國其後也出現多宗圍繞婦女墮胎自主權的案件。

「羅伊訴韋德案」40多年後推出的「心跳法案」，就是要求縮短上述案件所定的，婦女可完全決定是否墮胎的週數時間（由12週縮短至約六至八週）。而阿拉巴馬州不分懷孕期一律禁止墮胎的決定，更是違反了該案的判決。有意見認為保守派是希望藉阿拉巴馬州的墮胎禁令，讓有關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並在現時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優勢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13]

回到香港的處境，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7A條列明，孕婦可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的特定情況下，在指定醫院或診所終止懷孕。有關的特定情況概括來說是指懷孕24週以內的孕婦，假若繼續懷孕會對孕婦的性命產生危險，或對她的身體或精神產生損害的危險，比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會出現嚴重身體或精神方面的弱能。假若孕婦年齡不足16歲，或是因亂倫、強姦等性罪行而懷孕，也可以合法地終止懷孕。不過，假如孕婦已懷孕24週以上，醫生只能在挽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為她終止懷孕。

我們可根據政府提供的一些數字，了解香港合法墮胎的情況。根據衞生署數字，2015年本港合法終止妊娠（即墮胎）的數字為9,890宗，[14] 而依照香港政府統計處提供該年活產嬰兒數目（即出生嬰兒數目），則為59,878名。[15] 如將兩個數字比較會得到一個參考數字，約每七個孕婦中，會有一個進行合法墮胎。

到底我們應該看重孕婦的自主權還是胎兒的生存權？怎樣的墮胎法例，才能作出最合適的平衡？這並不容易解答。胎兒的生存權利必須受到保護，因此過份寬鬆的墮胎限制，應遭到禁止。但同時現實亦需要顧及個別孕婦的處境，因此亦難以像阿拉巴馬州那樣，一刀切地禁止任何週數的墮胎手術。在考慮墮胎議題時，除了透過法律形式來執行，可否考慮設立一些措施幫助孕婦作出謹慎的決定？如在許可的情況下設立冷靜期，讓孕婦認真考慮是否終止懷孕，以及讓她們了解到墮胎不是她們的唯一選擇。政府亦可以加強對未婚媽媽的輔導和支援，幫助她們面對眼前的困境。如能針對孕婦的需要作出支援，這可能比以法例完全禁止墮胎來得更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