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捍衛新聞自由 ── 必須爭取編輯自主

筆者由89年6月開始在香港電台擔任記者及新聞節目主持有10年之久，見證著六四事件以至回歸前後的歷史轉變。而轉職明光社將近15年，仍一直擔任記者團契顧問及報業評議會執委，不少心力也放在推動傳媒教育和傳媒監察，與大部份香港人一樣，十分珍惜香港多年來所享有的新聞及言論自由，因為一切都不是必然的。　

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劉進圖，以及商台即時解僱節目主持李慧玲，引起業界及不少社會人士關注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是否不斷收窄，中央及特區政府是否透過不同的途徑，令一些在輿論上有影響力的反對者消音。其實，除了極權政府之外，就算號稱尊重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社會，其政府、政黨、財團和不同的民間團體、甚至教會，都一直透過不同的方法去影響輿論，我們毋須亦不能反對他們想影響輿論的意圖，要關注的應該是他們用甚麼手段，以及我們自身為了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以「去到幾盡」。

香港是一個著重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影響傳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益，而得到或失去某些利益同樣可以令一個傳媒人心動。因此，不少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在社會上具重大影響力的人士，皆透過給予獨家訪問或消息，去籠絡傳媒機構和記者，因為獨家訪問政要和風雲人物，以及可以率先報道一些重要消息，對傳媒人來說都是不易抗拒的誘惑。有時為了討好對方，便會有意無意地避重就輕，小罵大幫忙。

另一方面，對於依賴廣告維生的傳媒，不刊登廣告（或以抽起原定廣告作要脅）、拒絕接受訪問或拒絕擺放（針對免費報章），以封殺傳媒的收入來源及其吸引讀者的賣點，也是容易令傳媒機構考慮妥協的殺手鐧。當然，更直接的方法就是收購有關傳媒，然後撤換不識時務者，招攬懂得揣摩上意的人，以建立自己的班底。其實，現時不論左中右的報章和傳媒機構，幾乎皆落在立場鮮明或有明顯利益考慮的財團或富豪手中，作為傳媒老闆在與中央及特區政府，以至不同界別人士交往時，往往也可以獲得一些無形的利益及禮待（如人大、政協的銜頭），這也是一些傳媒機構不斷虧蝕，但仍有人願意不斷注資的原因。他們的目的不是做「傳媒人」，而是做「傳媒話事人」。

香港一直以來無法建立的就是編輯自主的機制和傳統，老闆干預新聞日常運作的情況司空見慣，不單傳統左派報章受到背後的黨組織影響。不少暢銷報刊（包括強調支持民主自由的報刊），其老闆不單直接干預日常新聞的運作，在一些關鍵時刻（例如選舉及政制的諮詢時）更會跳到台前指指點點。由於老闆有影響前線新聞運作的傳統，於是統戰了老闆，就可以收編該傳媒機構。當老闆為了取悅中央或特區政府而要令一些反對政府的聲音消失，與老闆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個人目的，將傳媒當成推動個人理念的工具，公器私用，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傷害，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因此，要捍衛新聞自由，我們最需要建立的應是編輯自主的文化，總編輯只應按新聞專業的判斷，去決定日常編採的方針和策略，如何判斷新聞的重要性、版位大小及回應方法，老闆根本不應置喙。傳媒不是為老闆個人服務的，老闆（投資者）的角色應該是決定該傳媒（報刊）的基本定位，例如讀者群（包括年齡、教育背景和社會階層等）或風格（例如嚴肅、輕鬆、諷刺、甚或是否用方言俚語等），老闆當然可以期望有盈利，有更多人刊登廣告（這是市場及推廣部門同事的職責），但編輯部與老闆和市場部皆應互相獨立，不會直接干預對方的日常工作及決定。

老闆若果一旦不合理地干預編採的工作，記者和編輯應該挺身舉報及反對，才是真正的捍衛新聞及言論自由。可惜，一直以來香港的記者皆未能團結，成立強而有力的行業公會（很多記者皆沒有主動加入香港記者協會），亦有老闆明示或暗示員工不准加入記協或其他記者專業團體，令記協無法成為一個足以和傳媒老闆抗衡的組織，既不能就編輯自主建立一個權威的論述，亦不能有效監察傳媒和記者的專業操守，捍衛傳媒的公信力。當出現一些老闆干預前線新聞工作的時候，亦沒有能力為記者行家挺身而出。於是，形成了記者敢於挑戰任何權貴──除了自己老闆的悲哀。今次明報和商台事件，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一個人的職務是否可以調動，而是傳媒工作者能否團結起來，一起要求老闆和管理層增加透明度及回應員工的合理訴求。

新聞自由的未來，不是繫於個別的傳媒工作者身上，而是繫於我們能否建立一個客觀、公正、按專業判斷而不是長官及老闆意志作為編採方針的傳媒生態，無論任何人在位都必須遵守。市民大眾最需要支持的不僅是個別的傳媒人，而是向老闆公器私用，將記者當作「馬仔」和「打手」的心態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