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懷

同心抗疫十分重要，但要市民認同及合作，政府的措施必須有清晰的理據和解說，以及良好的溝通和配套，否則只會引起不必要的憂慮、混亂和反感。正如政府要求食肆和地盤的員工要做了檢測才能開工，卻沒有仔細考慮實際的需要和運作，亦沒有與僱主有良好的溝通，雖然政府建議可在某段期間作檢測，但僱主為了令顧客放心、以及避免因有人染疫需要停業而招致的損失，必然要求員工盡快、甚至一定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能上班，導致所有檢測地點大排長龍，增加染疫風險，浪費市民時間。就算出現人龍之後，政府的應變仍然遠遠落後於需要，怎能不令市民勞氣？ 
 
此外，政府許多防疫措施皆是一刀切，而且不能迅速回應及考慮實際的需要，難以令人信服。就以食肆堂食早前只能開到晚上6點為例，雖然政府想大家多點留在家中，但事實上不少市民晚上仍要工作，對他們來說無處解決晚餐會十分不便，食肆生意亦大受打擊，更無法解釋晚市的風險為何特別高，難道病毒晚上就會比早上活躍？若要減低風險為何不在人數及社交距離而在時間上作出限制？ 
 

今次想呼籲大家多些用錢，增加消費，好像與我一向的風格有點不同，不過，時局艱難，為了別人多點花錢、少點儲蓄有時是必須的，個人如是、教會和機構亦如是，雖然積穀防饑是美德，不過，在別人連基本溫飽都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若過份看重自己明日後日的安全感，卻忽略了別人即時的需要，和叫一個正在捱飢抵餓的人平平安安地回去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希望所有仍然有穩定的工作，毋須擔心裁員、減薪和失業的公務員、教師、醫護；以及仍然有工開、可以有積蓄的市民和弟兄姊妹，為了別人的需要而多走一里路，為了其他人多一些有策略的消費和奉獻。 
 
年關難過，很多本來靠過年物品為主的行業，因為疫情緣故大受影響，例如售賣年花的行業，由於花市的規模和時間縮短，營業額大受影響，不少花農辛勞了整年就是等這個時候出貨，雖然未至於血本無歸，不過，已經令他們十分徬徨，因此，過往若有買年花的習慣，今年更應早點「幫襯 」，不要等最後一刻才去掃平貨了。就算過往沒有買年花，今年亦應考慮破例，讓一眾花農和商販，在疫情之下仍然可以過一個安心的農曆新年。至於過年的糕點食品，反正大家晚上都要留在家中過節，買多一點、吃好一點又何妨呢！ 
 

約翰福音十章11至15節引述主耶穌的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 」
 
香港的教會和社會正處於困難的時刻，無論是政治和疫情，都對經濟、民生、人權和自由帶來很大的衝擊和挑戰。作為堂會及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牧師和傳道，大家在不同崗位上其實也是在牧養不同的弟兄姊妹和群體，在這個人心不安、羊群焦慮的時候，一個好牧人更應反思自己對羊群負有甚麼責任，有甚麼是我們要捨的。 
 
首先，是捨得花時間。好牧人要餵養他的羊，而餵養是埋身的工作，要近距離認識他的羊，明白他們的生活習慣、體質和需要，按羊的不同需要而有不同的照顧方式，因此，要牧養不同年齡和政見的弟兄姊妹，便要埋身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處境，無論你的羊是藍絲、黃絲、中產、基層、打算移民還是新來港人士，任何顏色的羊都是你要照顧的羊，好牧人總不能閉門造車、想當然或者選擇性地牧養，不認識自己的羊的根本無法做個好牧人。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為基督徒因為滿有神的恩典，所以生活應該是一帆風順，不斷成功的，已經忘記了信仰是要付代價的！還是認為每星期返教會、每個月有奉獻、按自己的興趣選擇一些事奉的崗位，便是一個背起十字架的基督徒了，也許準確一點說我們只是戴上十字架的基督徒！十字架根本不是甚麼重擔，也不是羞辱的記號。哥林多後書四章8至9節所描述的景象對我們來說是否很陌生？「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致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致死亡。」我們的信仰生活裡有經歷過，甚至祈求過困難和考驗呢？ 
 
這兩年的社會運動和疫情，對長期過著太平安樂日子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考驗，我們所傳揚的我們相信嗎？我們所期盼的究竟是主快來還是黎明請你不要來呢？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有一句名言：「當基督呼召一個人，是呼召他來為祂死。」究竟大家是真的想死、詐死還是作死呢？ 
 

過去兩年，香港以至全世界都十分困難，不單只因為社會撕裂、疫情反覆，更令人困擾的是不知道困難幾時會過去，未來有沒有更嚴峻的困難會出現，面對難以測透的前景，也許才是令人心最不安的原因。疫情之前，有誰會想過整整一年都要戴著口罩？放假沒辦法離開香港，想去外國探親要過五關斬六將，隔離的時間可能長過可以見面的時間。當然，還有一些朋友連餞行的機會也沒有就已經走難式移民離開香港了。 

不過，最迫在眉睫的是結業裁員此起彼落，許多人沒有工開、手停口停，沒錢開飯交租、甚至要露宿街頭，再遇上天寒地凍，不少社區中心和教會在疫情下又不方便、或者不敢再開放作避寒中心。政治和疫情對於這些人來說都是次要的，可以生存和有瓦遮頭才是最重要和最即時的需要。在社會整體面對重大困難，人心惶惶的時候，其實是教會和弟兄姊妹更需要努力去服侍和關心的時候，若果教會和機構的領袖和同工，在別人最有需要的時候，不為別人多行一里路，反而比未信的人更害怕受感染，一切都停、停、停，想等疫情過去，然後才回復正常的探訪和關懷行動，那信仰究竟對我們有甚麼影響和幫助呢？當大家做了應該做的防疫措施，其實可以安心將自己交在神的手裡，前線的醫護人員可以盡忠職守，教牧和教會領袖為何不可以謹守關心弟兄姊妹和鄰舍的崗位呢？ 

面對今時今日的挑戰，當新上任的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不斷重申香港是司法獨立的時候，不單法官和律師，其實全港市民也有責任和權利站出來表達我們對法治的支持。雖然我不是律師，不過，我深信法律不是律師和法官的專利，法治不是單靠法律界去守護，而是關乎全體市民的大事。香港人普遍尊重法治，而法治的真義不只是要依法辦事，要求市民守法，同時也是要彰顯公義，約制政府的權力，讓市民得到應有的保障，以及法庭的審訊必須公開公平公正，不受外界的影響。

我和大部份在香港成長的人一樣，自小便在普通法的文化下成長，並且十分熟悉和認同香港過去一直奉行幾個重要法律精神，包括無罪假定、寧縱無枉、疑犯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自己選擇律師、不會以言入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便可以做，以及最重要的是疑點利益歸於被告，而令人擔憂這些耳熟能詳的特質正漸漸改變。 
 
對法治的衝擊自然包括政府和市民有沒有遵守法律，我相信香港主流社會仍然是堅持反對暴力的，無論是示威者的暴力破壞和警方過份使用武力都不認同。之前美國有警員開槍射殺有色人種的疑犯，以及最近美國國會被暴力衝擊，正好令香港支持暴力鎮壓或者抗爭的人一個好的機會反思，用暴力去維持或者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平、公義，結果只會令自己失去原有的支持。

香港變得太快了，快得令人傷感、心裡隱隱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