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在後現代、後真相的年代，當政治正確凌駕了正確、當感性掩蓋了理性、當印象被當作事實的時候，我們很難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而當任何社會政策只是憑印象、憑感覺、憑個別令人動容的故事便作決定的話，只會在追求所謂公平公義的時候，製造更多新的不公平和不公義，其中一個最容易造成偏差的便是性小眾的問題。
近期在串流影片平台備受關注的紀錄片《以神之名》令人看後十分唏噓，一方面為被性侵、被騙財、甚至失去寶貴性命的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感到憤怒和悲痛，另一方面，當看著那些自稱為神、是再來基督的教主，以及他們的狂熱追隨者，有時真的不明白，為甚麼這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和專業人士，竟然會對教主一些非常無理的要求，例如與他性交；奉獻愈多金錢便可以在教會坐得愈前、並且可以單獨與教主見面；吩咐家長和信徒用木棍「監生打死」一個被教主指為魔鬼的小孩子；大批信徒一起坐旅遊巴士到電視台打斷播出揭露該教會黑幕的記錄片並搶走有關影片；甚至在教主的惡行被揭露、被拘捕、坐牢、出獄之後，仍然會死心塌地相信教主是被人冤枉，以及再次接受上述的不合理要求，協助製造另一批的受害者！
財政預算案提出，由本年度起，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五年，重申馬會不應因此減少慈善開支，並應自行考慮如何處理額外稅款開支，要「自己諗掂佢」。
作為小市民，實在難以明白一些奇怪的邏輯，究竟偶爾犯法是否就等於沒有犯法？一個地方偶爾售賣毒品便不是販毒的場所？一間酒樓偶爾違反衛生條例便毋須理會？而更匪夷所思的是一個本身可能涉及利益衝突的執法人員竟然可以名正言順充當辯方證人，作出對自己其實亦有利的證供，法律真的不是一般小市民所能理解！但一般小市民都會覺得滿腦子疑問的裁決，怎能建立市民大眾對司法公正的信
明光社與香港的教會、弟兄姊妹和市民同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了！過去25年香港社會經歷的風浪和變化，對身處其中的我們來說絕對不簡單，不單意想不到，並深深感受到作為時代幻變不定之中的一個小市民，甚麼叫身不由己、無可奈何！
明光社成立在1997年，亦是香港回歸的同一年 ，當不少人對未來仍然有不少憂慮和不安的時候，一班創會董事本著對香港的愛和承擔，選擇迎難而上，為我們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需要，領受了召命而毅然行出第一步，我們不知道前面的挑戰有多大，也不知道要面對怎樣的攻擊，不過，作為一個使命團體，我們別無選擇，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作為神的僕人，既做了過河卒，就只能夠一直向前，當初如是，將來也如是。我在1999年加入明光社，轉眼已經23年，回望過去，十分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參與這難能可貴的服侍，當中的經歷十分之充實，甚至在被人攻擊的時候，心裡仍然有平安，有不開心，但沒有灰心喪志。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告別總是令人傷感的，而對於一些本身有獨特價值、甚至無可取代角色的事物一旦失去，更令人覺得惋惜，不過，大家亦必須明白，保育是要耗費不少資源的，就像景賢里便用了一億八千萬元公帑去活化，而過往不少活化的工程亦所費不貲，有些歷史建築的活化效果亦徒具形式，不倫不類。而願意當作社會責任，支持這類活化項目的大財團、大企業仍很少，倒是用活化來包裝地產項目牟利的卻不少。
90高齡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被拘捕，不僅對宗教界、對整個社會都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雖然梵蒂岡和香港天主教教區的反應較低調，但在全球的政界和傳媒所引起的關注卻不容小覷，因為宗教領袖與一般從政者並不相同，當然不是說他們在法律面前有特權，而是他們會受到信眾和社會人士的額外關注，若果他們只因踐行信仰而面對檢控、定罪、甚至入獄、為義受逼迫的話，會引起的反響必然更大。在歷史上、國際上不少宗教領袖都是人民在面對社會紛亂、天災人禍、肉身和心靈困境時，能燃亮他們心靈、鼓勵他們繼續奮鬥的一盞明燈。
雖然，今時今日仍然有人會質疑神職人員、甚至教會應否介入政治和社會問題，強調要政教分離，不過，政教分離是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多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牧在政教問題上受到過往教會的負面經驗影響而成為驚弓之鳥，甚至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有雙重標準。有些教會迴避所有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不願意發表任何意見，但卻十分樂意與官員、議員和權貴打交道，邀請他們主領或出席聚會、講見證。有些教會和弟兄姊妹很關心社會政策和政府施政，卻不願意與政見不同的基督徒會面和溝通，甚至認為對方不配稱為基督徒，彷彿只有和自己政治立場相同的人在信仰問題上才能溝通。其實，何謂政、何謂教，不同信徒心中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
受苦節對基督徒來說是一個令人十分矛盾的日子，因為受苦本來就一點也不容易，對於長期生於太平盛世、自由自在的人來說更是難上加難。就連耶穌基督在面對自己將要被門徒出賣以及被釘死，馬太福音二十六章描寫祂「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幸好受苦節之後是復活節，提醒我們耶穌受苦之後會復活，祂之前所面對的一切痛苦是值得的和有意義的，否則我們記念的不過是一場悲劇，就是惡人會一直當道，好人不會有好下場。但耶穌的復活賦予我們信仰真正的意義，證明上帝才是最終的掌權者，是我們終極的答案，讓我們在面對一切困難的時候能有力量堅持下去。當然，話雖如此，很多時就算我們已預知結果，明白為了達成目標而必須付代價，但當真正面對苦難的時候，想趨吉避凶，不想喝下苦杯是人之常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耶穌在面對祂自己的苦杯的時候，其實亦很想天父能夠將它拿走，何況我們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