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與議員的距離
在後現代、後真相的年代,當政治正確凌駕了正確、當感性掩蓋了理性、當印象被當作事實的時候,我們很難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而當任何社會政策只是憑印象、憑感覺、憑個別令人動容的故事便作決定的話,只會在追求所謂公平公義的時候,製造更多新的不公平和不公義,其中一個最容易造成偏差的便是性小眾的問題。
財政預算案提出,由本年度起,向馬會徵收每年24億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為期五年,重申馬會不應因此減少慈善開支,並應自行考慮如何處理額外稅款開支,要「自己諗掂佢」。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在一個政治正確比正確更正確的年代,我們對事情的判斷已經漸漸失去客觀性而變得愈來愈主觀,當香港人由強調大我、家族和社群性的文化,漸漸傾向強調小我、個人和自主的心態,如何協調便成為十分重要的課題。
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近年在國際體壇引發爭議,國際游泳聯會近日通過禁止12歲後變性的泳手參加女子組賽事,並表示會研究另設公開組予跨性別女泳手,意味相關泳手日後未必能出戰奧運等國際主要賽事,其他體育組織相信亦會陸續表態,有性別平權組織批評有關決定嚴重歧視。
當一些人心目中有一個自己渴求的目標,而客觀環境未能達到,究竟應該是改變本來合情合理,有廣泛共識支持的標準,還是應該協助當事人調校自己的心態,接受自己的限制,擁抱真正的自己呢?正如一個年齡、身高和體能未達消防員要求的中年人想做消防員,難道就要為了達成他的心願而更改入職要求?學歷未符要求的可否自我認同其學歷為博士,並要求其他人必須承認他/她是博士?
不能接受自己本來樣貌、因而出現心理障礙的市民,政府有沒有責任資助他/她完成整容的心願呢?作為美國人若極度喜歡和認同日本,能不能強逼別人承認他/她是日本人呢?樣貌平凡的能不能強逼別人叫她靚女?智商平常的能不能強逼別人叫他做天才?熱心行醫救人能不能就自認是醫生呢?為甚麼不可以要求當事人學習接納自己以及一些合理和自然的限制呢?所有人總不能自己想怎樣,就要世界遷就自己怎樣做,然後叫這做人權,而指責不認同的人歧視。
炒場,炒門票,很多人以為供不應求的解決方法就是提高售價,還聲稱是經濟學簡單供求問題,但運動場地,娛樂活動,本來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不應以錢來決定誰才可以參與活動,難道一般平民百姓就不能踢足球?看演唱會嗎?政府提供場地,本來就是想用合宜的價格給所有人提供基本生活設施,現在反而說炒門票正好反映供求不均應該加價?我們應反問為何沒有增加運動設施場地,為何香港至
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將於2024年開始實施新規定,電影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中必須至少有30%的「非裔、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或酷兒等)、殘障人士」,否則就沒有資格入圍最佳影片獎項提名。
公平是十分弔詭的事,因為有時我們相信人人平等,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有些時候我們又相信多勞多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免費午餐;有時候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由供求來決定價格;但有些時候我們卻希望政府積極介入,阻止一些人謀取暴利。要為公平定下一些客觀的原則有時十分困難。
如何在預防罪案和讓犯人改過自新之間取得平衡,是十分困難但必須努力的方向。對於有前科的人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我們了解人性的軟弱,任何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而一些心靈軟弱、性格偏執、成長時有嚴重創傷或自我控制能力極差的人,必須小心提防或協助,以免再有其他人成為受害者。因此,一些適當的防範措施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