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不應是唯一焦點

自上年七一遊行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急速改變，最近人大常委又主動進行釋法，究竟未來的政局將會如何發展下去？作為基督徒可扮演甚麼角色呢？我們訪問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先生、浸會大學宗哲系助理教授陳慎慶博士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余達心牧師為我們作分析。

余達心（簡稱「余」）認為現今香港的問題就是香港面對著不能太有效管治的政府，突顯了由中央委派而又沒有民眾基礎的特首的問題，可以說因著特首管治不力，加速了人民對特首普選的訴求。而陳慎慶（簡稱陳）亦認為七一50萬人遊行、元旦大遊行，甚至最近反釋法遊行等，都反映了香港市民有強烈的民主訴求，希望可促成民主制度，陳認為中央是了解的，但中央擔心民主制度的實現會使中央失去對香港的控制權，擔心香港好像西藏、台灣般，不希望普選選出了一位香港陳水扁，帶領香港抗拒中央的管治。

余認為中央面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中存在著很多張力，例如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再加上中國經濟未必能保持高增長發展，本身仍有很多不明朗因素，若容許香港政制發展得太快，擔心會否因而引起政治震盪，或引動中國人民強烈的民主訴求，甚至引至整個局面的失控，所以民主發展和社會穩定兩者間須作平衡，將其震盪減至最低。戴耀廷（簡稱戴）亦認為中央是擔心香港民主發展所引發對中國的政治衝擊，另外香港的商界亦不想太快普選，商界是現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對中央的影響亦很大，一旦07、08年普選，整個權力結構將重新分佈，普選下的行政長官若是社會福利派的話，不一定會像以往般照顧商界利益，對他們的影響會很大，面對普選，商界須要花很大的代價及時間作部署，建立起自己的政黨為他們爭取利益，現在商界並未準備好普選。

按戴的分析，人大主動釋法，反映了中央於管治香港方面由較被動的角色轉為主動，過往中央都是透過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組成方法去體現一國兩制，以致立法會中雖有反對聲音但不能產生太大影響；不過，廿三條因自由黨倒戈而不能立法的事件，令中央覺得不可單靠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去為政改啟動把關，今次中央主動為政改啟動把關是希望確保一切不致失控。

戴認為其實中央對香港政制立場上亦有很多變數，還未完全決定，尤其中國近年經濟發展迅速，有可能引伸出其他政治及民生問題，中央其實仍是「摸著石頭過河」。而看中央新一代領導人，他們都比較開明，不會單聽左派一邊的聲音，從喬曉陽訪港的對話中看，中央是明白香港的民主訴求的，當然他們仍以穩定為優先考慮，但最後仍要看整個形勢發展。

戴認為民主派是了解中央的憂慮的，也同意「穩定」的前設，只是他們認為民主不會帶來不穩定，相反會帶來社會穩定。但中央未必同意這看法，這亦是雙方立憲價值的差異所在。

香港的民主應如何繼續發展

戴指按現在形勢分析2012年能否普選，中央應尚未決定。原先中央希望這十年做好普選的部署，但由於董特首施政的失敗，以致親中陣營於選舉中受到挫折，所以需要重新部署。如果民主派可以儘量於07、08年爭取到較大的民主化，以致較有可能於2012年爭取到普選，那已是很不錯的了。

陳認為民主派的力量於現在的議會政治中發揮不到制衡政府的功效，相反卻有很多機制制衡著民主派，例如：議員中大部分是支持政府和分組點票制度等，以致很多民主派認為很有問題的議案，政府仍能強行通過，這使民主派感到很無奈，故希望07、08年能夠普選，使整個局面改變。陳並且認為民主制度有助培育政治領袖，使有志參政的人士能夠學習如何向市民問責地管治社會。

陳亦指出雖然過往香港人爭取民主發展過程中都遇到很多的困難和障礙，但香港的民主發展亦是有所前進的。陳與戴都強調如果市民不繼續表達對民主的訴求，或因形勢不利而放棄，那香港爭取得到的民主程度就會減少，故此今年的七一是最關鍵的，遊行人數成為重要反映民間訴求的指標，因政府近來亦很重視數字的多少。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整體發展越趨國際化，經濟越趨開放，於政制上亦有需要慢慢開放的。

余認為香港人可儘量爭取07、08年普選，但眼光可放遠些，就算遲一屆也不算太遲，預期08年北京奧運之後，中國會更多與國際接軌，WTO將要求經濟進一步開放，中國政治改革將進一步開放，民主步伐會加快。若到2012年香港才有普選，而中國再遲多幾年才有全民普選，那中國仍可有十年時間作適應。

民主發展中當注意的事項

余又表示香港市民已有足夠的成熟程度推行普選，但政治領袖還未準備好，因殖民統治百多年來，直到九十年代之前，從未刻意培育香港的政治領袖。政治領袖需要有治理的質素及經驗，國際視野，拓展國際網絡關係，尤其與大陸當權者的關係，並非單有理想和才幹就足夠，還需很多歷練和實踐才能累積足夠經驗，余看現今香港民主派人士實際的政治行政工作較少，亦未具備足夠的領袖質素。

余認為香港人爭取普選的方向是正確的，但香港人現在有的危機是越趨個人主義，沒有了中國整體發展的歷史觀，只重視個人權利得到承認和確立，缺乏思考對國家、社會及歷史的承擔，例如：很少香港人思想到大陸常提的「顧全大局」是甚麼意思，亦很抗拒。但作為一個有中國歷史意識的人是會看到中國過往百多年的苦難，看到中國需要於穩定的環境中發展。例如：為了中國整體可以較為安定穩妥，香港遲五年才進行普選又有何不可呢？

陳認為香港可實際地探討下一步的政制發展方向，探討比現在更好、更民主化的社會發展的可能性，提出一些民主的理念及一些具體建議，這雖不能一蹴而就，但可向著目標，一步步行。另一方面，在民主制度下的香港人需要培育出公民的質素，或稱「公民性」，包括：不單考慮個人利益，亦考慮大眾市民的利益，具有理性批判的討論技能(rational-critical discourse)，能參與政治議題的討論，願意共同為尋求更好的結果而放下一己的立場，願意與其他群體合作，甚至落實採取行動。

而戴亦指出社會要留心民主化可能引伸的危險，例如避免陷入民粹主義中。另外社會亦要培育一批高質素的政治領袖，一方面得到民眾的支持，而又同時受民眾的監察。

信仰角度及教會角色

談到教會於政制改革中可扮演甚麼角色，余認為教會應帶出立約(covenant)的信息，約(covenant)不同於契約(contract)，是對生命有承擔的，不單只看個人或單看香港人的利益，約的責任是為整個社會民族持續發展，看自己可以有甚麼承擔。余認為香港處於後殖民的處境，以致長期處於英國文化的邊緣，又處於中國文化的邊緣，缺乏考慮中國的事情，往往只考慮兩制，少考慮一國。

陳與戴都認為聖經並沒有很明顯指出一種政治制度，但聖經中有關公義、平等、幸福生活及好的社會的教導，於民主制度是最有可能實現的制度。陳說：「民主制度是這麼多有缺陷的制度中最好的其中一個，因可制衡極權，人民可表達政治訴求，政權又可以和平轉移」。教會有責任為市民爭取一個美善的社會。

陳認為如果信徒相信民主制度能實現基督教價值，信徒需要有民主價值的信念，需要堅持，繼續前進。陳指出最近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由於意識到天主教在香港政治、社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將宗教問題也成為該所的研究重點之一，中國對天主教於社會方面的重視是值得基督教反省的。

另一方面，陳亦指出信徒亦不應將民主制度絕對化，它並非完美的，不少其他國家實現民主制度都出現不少問題，例如只是民主制度形式化、被大財團或家族控制，或變成民粹主義。
戴亦認為民主化並不代表這世界就沒有問題，很多問題並非單單政治制度問題，教會以信仰改變人心仍然是關鍵的。另一方面，戴認為教會是最有組織的群體，若教會於爭取民主方面表達訴求，那可以出現一個更有組織的公民社會，可以對民主化進展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