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見 vs 分歧

香港社會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就「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議題出現激烈討論，民政事務局(下稱局方)為了解市民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立法此議題的意見，而進行了一項《市民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意見調查》的研究，有關調查結果亦於2006年3月公布了。本社及其他關注家庭價值及宗教團體(下稱我們)就局方是次的調查，已分別將意見及一些回應提交民政事務局及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局方為了解市民的意見而進行是項調查，我們表示歡迎及欣賞。對於當中的一些重要的結果，我們更表示同意，因我們認為可供社會人士對有關議題作參考及進一步的研究。然而或許是基於問卷的限制，這調查也有一些不清晰和不完整的地方，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與此同時，為了更全面了解香港市民的意見，維護家庭聯盟(下稱聯盟)早前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的《香港社會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意見調查》的結果，也是一份嚴謹及科學化的研究，我們認為社會人士也可參考此項研究的發現，兩項調查的基本資料，請參考《表一》。
 
首先從局方的調查結果中，我們認為以下三點是值得重視的：

市民對同性戀的態度有甚大分歧

調查反映市民對同性戀的態度有甚大分歧，例如有關同性戀者是否心理正常人士的問題，正反的意見大概各佔一半，請參考《表二》。我們認為市民的對同性戀行為的多元價值觀應受到尊重，所以，政府應公平對待不同的價值觀，不應有任何偏頗，更不應以法例或公共政策打壓持有不認同同性戀價值觀的市民，或強制他們改變。

實質歧視同性戀者的情況不算嚴重

根據調查數據，市民認為實質歧視（如租屋、僱傭等範疇）同性戀者的情況並不嚴重，請參考《表三》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調查中「歧視」兩字傾向被市民廣義地理解，例如態度上對同性戀者欠缺友善，我們認為較宜用教育的方法處理，而無需要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

市民對於以立法方式禁止「性傾向歧視」的意見明顯有分歧

就應否在現階段以立法手段禁止「性傾向歧視」方面，市民的意見明顯有分歧：贊成、反對和中立的大概各佔三分之一（反對比贊同的人稍多一點），請參考《表四》。可見在這階段社會上並未能達成共識，政府實在不應強行立法，否則會製造不必要的社會分化。
 
此外，就局方及聯盟的意見調查所反映的香港市民意見，我們有一些觀察和澄清：

「接納同性戀」概念含糊，須區分「接納同性戀者」與接納「同性戀行為」之不同

「接納同性戀」這概念有含糊之處，並不清晰，它可以指「接納同性戀者本人」，也可以指「接納同性戀行為」。香港市民對這兩重意義的意見並不一樣，聯盟問卷的第5題及第2題的結果顯示98.7%受訪者表示對同性戀行為不接受或可接受但不應鼓勵，但有83.2%不會因對方是同性戀者而拒絕做朋友。有少許類似地，政府問卷第F4題有41.9%人表示不同意同性戀者是心理正常人士，但第B4題有76.1%人表示願意和同性戀者做朋友。這些都可顯示市民雖然不接納同性戀行為，但接納同性戀者本人。我們看到一個一致的模式：清楚提到要評價的對象是同性戀行為（而不是同性戀者）時，市民整體而言會有較負面的態度；當兩份問卷都清楚問到對「同性戀者」的態度時，結果就相當吻合。(有關數據，請參考《表五》)

歧視概念相當含糊和廣泛

歧視的概念相當含糊和廣泛，簡略而言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一些態度或言語上的不尊重或不接納，這些不帶來實質傷害；第二類是指會帶來實質傷害的行為。市民對這兩類「歧視」的認知也不一樣，看C2和C3，當題目清楚列明是社團拒絕同性戀者或業主不租屋給同性戀者，認為情況嚴重的市民只有十多個百分點，但一旦問到學校裡的歧視(C4)或整體社會的情況(C5)，就有29.7%人認為嚴重。這裡似乎有點矛盾，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市民問到歧視時，他們心目中主要想到的是態度上的歧視，就以學校為例，絕少個案是同性戀者因為其性取向而得不到教育機會，九年強逼教育故然不用說，但我們從未聽聞有中學和大學會主動針對學生的性傾向而開除。市民在這裡想到的歧視，應是指在學校裡同性戀者可能會被同學取笑或孤立。我們也極不贊同這種歧視，但這類歧視卻不宜用法律禁制，而應用教育改變。
 
歧視法關注的只應是有實質影響和在公眾空間的具體行為，但在這些方面究竟同性戀者受歧視的情況有多嚴重呢？例如：有多少同性戀者單單是因為性取向被解僱？有多少同性戀者單單是因為性取向被剝奪受教育機會（甚或受襲擊）呢？我們認為現在的問卷對真正解答這些問題的幫助不大。我們希望局方在這方面作更深入的資料搜集，單靠同志的自述也不完全足夠，例如在人口普查時，可研究同性戀者的經濟地位和失業率等。(有關數據，請參考《表三》)

「支持平等機會的原則」不等於「贊成以立法手段禁制歧視」

我們也看到市民對「支持平等機會的原則」和「贊成以立法手段禁制歧視」兩者的態度不盡相同。「平等機會」的精神在香港社會的確很少人會不同意，政府問卷D1表示同意同性戀者應受平等保護的有一半(54.2%)，反對的只有一成（10.2%）。但這只代表一種精神，不代表他們同意那些行政或立法的手段。一旦問到較具體的立法手段時，支持率就由五成降低至三至四成，而反對的比例就由一成升至二成及三成（參政府問卷D3，D4），可見「支持平等機會的原則」不等於「贊成以立法手段禁制歧視」。(有關數據，請參考《表六》)

問卷問題具誤導性

所以，現時局方就立法的提問方法我們認為有不足之處，例如問市民應否「禁止歧視」，歧視既有貶義，那贊成立法禁止自然顯得順理成章。所以，政府問卷D3、D4及D5三題支持立法的比例是37.3%、41.7%及37.2%，而反對的是22.4%、25.0%及29.2%。現時的提問具有誤導性，但禁止歧視的方法是以法例懲罰違法的人，聯盟的問卷9a、9b及9c具體地指出這點，而不用「禁止歧視」的字眼，結果支持立法的比例分別是13.9%、31.2%及27.5%，而反對立法的比例則有83.3%、65.1%及69.8%，反對立法的比例大幅上升。(有關數據，請參考《表六》)
 
最後，我們明白到是項問卷調查有其限制，因此，我們建議政府作出兩項跟進的行動，以進一步了解市民對立法的意見：

1.   政府須清晰向市民說明立法的性質及後果
調查問到一般人的意見，但其實只強調歧視，但上面第4 點已提到，問卷沒有清楚讓市民知道這種禁制性的措施；現時香港的反歧視法是一個配套，當中也包括騷擾罪、轉承責任、中傷罪、歧視性廣告等規限，但一般問卷很難表達如此詳細的內容。所以，政府有責任以各樣的方法讓市民清楚知道這些內容及後果，以更真切的了解市民意向。
 
 2.  政府須進一步了解受法例影響的團體及個人的意見
此外，法例希望保障同性戀者，但被規管的卻包括商界、教育界、零售服務業、非政府組織和宗教界等，它們也是受法例影響的團體及個人，政府若真的是代表全體市民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團，在考慮立法時，應該向受影響的團體及個人解釋清楚立法的後果及影響，並調查有關人士及團體的意見，以取得社會不同界別的共識。
 
民政事務局《市民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意見調查》，請瀏覽：http://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the_rights_of_the_individuals/public_homosexuals.htm
 
維護家庭聯盟《香港社會對同性戀及性傾向歧視意見調查》，請瀏覽：
http://www.hkchurch.org/family/sub/4.htm
 
《表一》兩項調查的基本資料

 
《表二》局方調查(F4：同性戀者係心理正常人士)
 

 
《表三》局方調查– 香港社會歧視同性戀者情況

 
* 問題問受訪者覺得同性戀者受歧視的情況，而不是問受訪者本身的態度，與維護家庭聯盟所問的不同
聯盟3c：若果您係僱主，如果有一個來搵工嘅人符合您嘅要求，您會否因佢係同性戀者而唔請佢？
 

 
《表四》局方調查( D6：在現階段政府不應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表五》局方與聯盟調查比較

 
《表六》局方與聯盟調查比較– 有關市民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