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 mitochondrial donation (3-Person IVF) & Germline Modification

（口述：吳庶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

生殖科技的發展日漸成熟，引伸的倫理議題大都離不開生命的抉擇、借精、代孕母等。然而，今天更值得關注的議題是線粒體捐贈(又稱三人體外受孕)的研究(mitochondrial donation)。英國於2010年進行線粒體捐贈研究，相關人員指目的是為了治療因線粒體中的DNA (mtDNA)變異而引起的嚴重遺傳性疾病。這項科技所涉及的人數最少包括：原來父母及卵子捐贈者3人。而當中最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由此科研技術而生產的嬰兒將含有以上3人的DNA，嚴格來說生殖細胞系(germline)已被改變，或會造成長期、永久、甚至不可逆轉的傷害。

然而，面對似乎是醫學界及生殖科技界上的一大突破，我們要問的是當中存在著怎樣的倫理爭議及危機。在技術層面上，個人有數項關注。

首先，將有變異的卵子透過這種方法而誕生的孩子最少擁有3個人的基因。現時的技術可以將卵子或合子(即授精卵)內的前核(pronuclei)抽出，並移植至另一顆由第三者捐贈並已抽走前核的卵子內。由於第三者的卵子仍存有含DNA的線粒體，所以透過這技術誕生的嬰兒就帶有三個人的DNA。

第二，此技術仍只在動物身上進行初步嘗試，未曾在靈長類動物進行相類似的實試，[1]所以安全性成疑。最危險的是一旦生殖細胞系改變，可能會造成長期、永久、甚至不可逆轉的傷害。[2]若我們未全面考慮當中的安全性或準確性便貿然立法推行，實在不智。

第三，今天已有相對成熟的科技在不用更改生殖細胞系的情況下處理有關線粒體基因變異所引致的疾病，例如病毒載體(viral vectors )，簡單來說就是將基因物質(genetic material)傳送至相關細胞中。[3]因此，我們可考慮其他相對安全的代替技術以作醫療用途。

而科技以外的道德倫理議題亦不能忽視。第一，在基因科技出現後，人的基因配置便由父母、醫生甚至國家所決定，個人僅是設計者所選擇和製造的結果，對人的自主性並尊嚴構成嚴重的威脅。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生物倫理學家Ronald Green亦提到透過線粒體捐贈而出生的孩子，長大後對於自己的身份(identity)會有疑問，產生「我是誰？」、「還是我只是一個被研發的新的被造物(new type of creature)？」等問題。[4] 面對著可能出現的身份成疑，到底誰人才能決定是否該為下一代進行線粒體捐贈？

第二，線粒體捐贈/ 更改胚胎的染色體組會提高後代被破壞的機會，這類「更正」(“revisionist”)的優生學概念其實源自選擇論(“selectionist”)，正如在美國曾向罪犯、精神病患者、智障人士、某些種族或社經地位低的人實施的強制性絕育及20世紀歐洲的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的情況。[5]

第三，假若此科技能成功被研發及應用，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更有可能只是有錢人才能負擔所需費用，才能「醫治」線粒體變異所引致的嚴重遺傳性疾病，這會是變相的「優生」或「選擇論」嗎？這也只會拉遠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距離，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繼數碼貧窮之後又出現「基因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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