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製菠蘿‧勞工運動‧教會關懷

曾幾何時，香港也由一個無道及自由放任的政權在管治。政府有自己的政策，巿民承受的卻是另一套地下世界的規矩。民怨終於爆發，於六十年代末紛紛出現由左派發起的工運。那時教會在牧養、傳福音和參與社會改革之間，有分歧，有合作，情況與今日相仿。雖然差不多過了半世紀，但那些論調，似乎沒有變過。

六七暴動，改寫了香港的歷史。1967年5至12月，因暴動而引致51人死亡，83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警方處理了1,167枚真炸彈。[1] 及後整個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政府由大亂而大治，因而引入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特別著重改善房屋、教育、醫療及社會福利四大問題，將香港打造成亞洲模範城巿。[2] 我們邀請了兩位曾活在那時代的見證人，分享他們在其中的經歷及信仰反省。

梁文恩牧師：六七暴動中的日常生活

六七暴動時梁文恩牧師擔任聖經科老師，他在九龍區工作，見識過「土製菠蘿」（自製炸彈）。他說：「其實唔係想像中咁得人驚的，生活小心啲就冇問題，因為好多（炸彈）係假的。另外，喺炸彈外面會貼住張紙，寫住『內有炸彈，同胞勿近』，咁你咪行開囉，佢唔會炸到你的。」

對於梁牧師，暴動後唯一令他感到生活有所不同的，就是不能在教會門口唱詩與夾Band，以吸引人返教會晚上聚會。他說：「以前每逢周三周五，我地有人打鼓、吹喇叭及彈結他，後來警察話多過三個人喺街上屬非法集會。活動只能喺教會入面搞。」

專注牧養教友生命

暴動和工運有沒有令梁牧師投身社會運動？沒有。因為他忙於照顧弟兄姊妹的需要。他說：「教會入面的肢體多數屬低下階層，識字的人好少，一封政府信都搵你幫佢。同埋佢地好單純，對信仰好專一，所以我哋盡力做好牧養的工作，已經好忙。再者當時各人生活都好忙，各自搵份工都唔夠食，大家有時間都打工、返教會啦。」

陸漢思牧師：投身工運 改革制度

梁牧師認為，基督徒最重要是做好生命見證，從內到外的更新，制度改革不能成就上帝的國。不過，同一個時代，也有基督徒真的在籌組工運。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陸漢思牧師1969年來港，初時想過可能「很快要回去」，但這一留，卻直到今天，仍在為香港和內地的工人爭取權益。

「我曾經做過三個月工人，來的時候，睇住有個工友走左，到我做到最後一個禮拜的時候再返來做，係加人工咁樣返來。」他形容，當年雖然僱主不公義，但因為香港缺乏工人，所以工友轉工容易，人工亦會上升。不過這不是制度的更新，制度仍然有不足之處，對工友而言始終不安全。

改善工人工作狀況 教會誤以為左派

陸牧師當時就以工委會身份，提出三十多個勞工法例的改善方案，當中包括服務性行業員工的有薪休息日、有薪婚假及有薪產假等等。他說：「當時我們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孕婦於懷孕期間特別勤力，原來她們努力工作是因為產假無薪，甚至會失去工作，所以要『賺定』錢。於是我們就向政府提出建議。」

建議一出當然有反對聲音，但亦有醫生等專業人士支持，不過教會對基督徒搞工運卻很有保留。他說：「當時一般教會覺得搞工運接近左派，即使唔係共產黨都會覺得你同共產黨好接近；又有教會牧者會覺得教會係為所有人，而唔係只係為工人而設，所以未必認同我們的工作。」

工業式微 服侍工友事工每況愈下

陸牧師明白工人的工作，七十年代也曾為他們成立基督勞工教會，服侍一班基督徒工友，不過服侍工友方面長遠地卻比較難發展。他說：「以往靠勞工教育，再慢慢讓勞工認識福音的模式。不過隨著九十年代愈來愈少工友，工業福音服侍已經很難再做，加上隨著工友漸漸建立家庭，往往就更困難了。」

縱然兩位牧者走在不同的路上，但在大時代中仍堅守崗位，忠心地服侍社會上的草根市民。

-----------------------------------------------------------------------------------------------------

「我是一枚催淚彈。在混亂中，我最具權威。我發散白煙時，人們就像見到一種古代怪獸似的，快步逃避。我從來沒有見過人類。這是第一次。人類實在是一種有趣的動物，尤其在驚惶失措時，奔來奔去，煞是好看……我看到的種種，都很有趣。想多看一些，卻不由自主地消散了，消散了，消散了。」
（節錄自《動亂》，劉以鬯，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