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董和許仕仁的私隱

近日私隱專員蔣任宏教了我們英文public interest除了可以解作公眾利益，還可以解作公眾興趣，而公眾興趣就是指與公眾利益無關的八卦消息。因此傳媒在搜集這些八卦消息的過程中，如確實有侵犯私隱的話，就不應該獲得豁免。

事隔還不到一周，就爆出兩件疑似「公眾興趣」與「公眾利益」的爭論。首先是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原來被傳媒集團跟蹤了超過叁個月，到了被廉署起訴的一天，他們才把跟踨所得的「發現」變成一篇「報道」，當中除了把許仕仁在教堂「認罪祈禱」的內容「節錄播放」外，又發放一個在快餐店離開的片段，以證明許仕仁十分落寞，而且身形消瘦。

在教堂拍攝和錄影個別信徒的祈禱內容是否涉及私隱，本來界線就模糊，但當有報章嘗試測試社會底線而又沒有收到任何強烈反彈時，其他報章在劣幣驅逐良幣下就自然「死跟」，翌日居然有報紙亦刊登他們也曾在幾個月前跟蹤過許仕仁的相片，「證明」許仕仁的確曾去過教堂云云。作為巿民，許仕仁是否一個敬虔的信徒，是否真的與公眾利益有關？是一個怎樣的關係？還是那只因為傳媒要人有我有，所以別人出了一些相，自己也要出一張相，證明自己先知先覺「有做嘢」？這又是巿民需要在公共空間中必須知道的公眾利益嗎？

猶記得之前不少傳媒收到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的疑似私生女相片，不及查證就見報，最後傳媒同樣因為人有我有，「唔怕冇獨家，最怕我獨甩」的心態作祟下，將未經證實的相片見報，正是傳媒惡性競爭的條件反射，究竟傳媒給予社會一個怎麼的公共空間？

回說人稱周董的藝人周杰倫，近日他在台灣面對狗仔隊，出動反偷拍甚至有疑似出手打記者的動作，最後遭傳媒大幅報道。事件亦反映面對偷拍，的確容易令人有負面的反應和情緒，特別是個人的私生活受到侵犯時，現時儘管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其職權也只限於個人資料，就算出了所謂的「結果」，隨時也可以遭法庭推翻，這叫人十分氣餒，也確實是時候應該考慮運用更具體的規則，甚至是立法進行規管。

有人說，香港現在已不是民主社會，再多的法例只有機會被淪為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工具。可是，難道未有民主社會之先，我們就要放棄私隱，任憑傳媒肆無忌憚地偷拍偷錄嗎？還是真的要學周董，用反偷拍的手法去「回應」傳媒的「偷拍」？但這樣回應，又合宜嗎？作為一個香港巿民，我們不禁要問問候任特首梁振英和他的團隊，還要等多久，我們的私隱權才能得到合理的尊重和保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