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不可恥，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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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日報 2026-9-2) |
據傳，1854年，德裔美藉人士Heinrich Göbel曾透過在真空玻璃瓶中裝入碳化竹絲並通電，讓其成功發光，他還對外宣稱燈泡可持續照明達400小時。可惜的是，他並未申請專利，該項發明的真實性後來亦引發爭議。1870 年代後期，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從加拿大的兩名電氣技師手中買下一種技術，其後藉著多年研究，並與Joseph Swan經過專利之爭後，雙方曾在英國一起合作，最終愛迪生全盤買下專利權。連同與美國人William Edward Sawyer的官司取得終極勝利，愛迪生自此在市場毫無阻力，得以合法地大規模生產並銷售電燈膽至萬千家庭。
電燈膽不僅是照明工具，也大大改變人們的生活節奏，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如睡眠習慣。1914年正值白熾燈膽發明35週年，愛迪生當時接受了《紐約時報》訪問，並認為未來人類會睡得更少，他指出：「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百萬年後，人類就不必睡覺了。真的，睡眠很荒謬，是壞習慣。我們現在無法戒除這個惡習，但應該逐漸擺脫……這世上對效率最大的危害，莫過於睡太多了。」對於喜歡不眠不休研發新產品的愛迪生來說，睡眠彷彿成為了罪大惡極的敵人。
然而，真正讓「減少睡眠」從個人偏好轉變為社會壓力的，並非電燈膽本身，而是工業資本主義對效率的極致追求。為了提高生產力或效率而認為睡眠是惡習的人，又何只愛迪生一個。古往今來，已有不少名人提倡只要「燈不熄」，人們應該運用無比的意志對抗睡眠。偶爾加班不足為害，但長期為了工作犧牲睡眠，最後承擔的還是不眠者本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官方聯合研究，按照當時使用的全球模型估算數據，全球在2016年有約 74.5 萬人因長時間工作導致中風和心臟病死亡。其中，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包含中國、東北亞、東南亞等）是過勞死最嚴重的區域。
雖然根據官方數字，日本並非亞洲過勞死之冠，但根據2025年日本官方數字，「正式認定並給予職災補償」的過勞死及過勞自殺人數為 145人，若加上因過勞導致腦心血管疾病與精神障礙的總職災認定數則為 1,310 件，相關補償請求總數更高達6,212件，創下歷史新高。這些數字表明，日本的過勞傷害問題不容輕視。日本政府近年不斷加大力度削弱長工時文化，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之前亦曾要求部分企業將每月加班時間限制在45小時以內。不過，由於日本部分產業缺工嚴重，企業希望工時規定更有彈性，於是，身為一名工作狂，本身便曾公開否定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念的高市早苗，推出了放寬加班限制的政策，呼籲企業採取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日本在 2026 年 9 月 1 日實施新規定，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今後不再向擁有 36 協定特別條項的企業統一施壓，要求企業遵守每月 45 小時的加班上限，只改為重點審查企業是否已實施保障勞工健康的相應措施；法律層面的加班上限條文並未修改。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資料，約 40% 日本企業簽訂附有特別條項的勞資協議（36 協定），在臨時特殊狀況下，加班連同法定休日勞動合計可達未滿 100 小時的單月上限，這 100 小時門檻屬於特別協議之下的例外規範，並非所有企業自動適用，同時仍受 2‑6 個月平均加班與休日勞動合計 80 小時、全年加班 720 小時、一年最多 6 個月可突破 45 小時等多重條件約束。
儘管如此，若單月達到接近 100 小時的加班，折算下來每周整體工作可高達約 65 小時，遠超過 WHO 所定義的「每週 55 小時」危險門檻，對於員工的健康，已經構成足夠的殺傷力。只要工時過長，人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身體便會出現抗議。有些領袖每天只睡兩三小時「沒問題」，不代表其他人的精神健康也能撐得住，用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他人身上，實在是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普通人為了生計，事實上沒有本錢對公司苛刻的制度說不，當權者應該立法並保證執行，以保護員工，避免他們因過勞而導致健康受損，而不是一味看重經濟發展，任由大企業剝削員工健康。
香港巴士車身出現過“Work Hard Die Fast”的廣告金句，這裡並非主張不應勤力工作，而是藉著引發打工人共鳴來推銷產品。指出一份要夜夜加班的工作，最後換來的未必是早日財富自由，而是不得享受晚年。電燈膽的出現，幫助了人類提升生活質素，但可惜的是，當人借助它而鼓吹工作至上，拒絕自己睡眠，也阻止他人睡眠，這其實是降低人們的生活質素與身體機能。
參考資料：
張瑋, 〈愛迪生沒發明燈泡，而是把電燈商業化的第一人：《歷史的溫度》選摘（3）〉，《風傳媒》，2019年1月30日。
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著、洪慧芳譯, 〈《愈睡愈成功》，台北市：城邦文化〉，2016年，頁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