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