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法治社會，人民要守法是應有之義，不過，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法律本身必須公平公正，法律不能成為當權者用來威嚇人民、專制地統治人民、剝奪人民基本人權的工具，依法統治是指政府本身亦要守法，以及要用法律來限制政府的權力，不是政府透過訂立嚴刑峻法來剝奪市民的基本人權，以恐懼來鎮壓一切對政府不滿和異見的聲音。一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人權和自由保障，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是人民是否敢於表達不同的意見，香港過去幾十年令人最留戀的是自由的社會氣氛，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就算怕老婆都唔使怕政府」，不同的傳媒和藝術，無論是電影、電視、話劇、流行音樂和新聞報道，都可以有不同的嘗試、創意澎湃，這是令人懷念的美好時光。作為一個有高度自由的創意城市，香港對內地和海外的華人社會，曾經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近年卻給人今非昔比的荒涼感覺。就像詩篇一三七篇1節所說：「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當想到愈來愈多曾經十分積極關注和投身社會為市民爭取更多民主和自由的前議員、從政者、社工、教師、甚至牧師一個又一個離開香港；當社會上和友儕之間不同的聲音愈來愈少；大家想公開表達意見和情緒愈來愈多憂慮，怎會不令人傷感！
沒有了人權新聞獎，本身就是人權新聞，因為主辦機構一定是對繼續舉辦這個活動心存憂慮，才會取消一個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而又不是沒有人有興趣參與的活動，就算退一萬步說，只是主辦機構神經過敏，那我們亦不能不問：香港的新聞自由和人權情況究竟出了甚麼情況，才會出現令人如此憂慮、甚至神經過敏的環境和氣氛？新聞自由和人權問題不是科學產品，不是可以在實驗室做一些分析便能知道它是否存在；也不是一句口號或宣傳單張，只要政府說了、印刷到可以袋入袋中，就等如它必然存在，而是大家可以從自己日常的說話態度；從警方有沒有搜查傳媒機構；有沒有檢控及拘留新聞工作者；有沒有一些人因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說話、叫了幾句出位的口號便被拘捕、甚至判以重刑可見一斑。新聞自由、人權問題其實更像一種氣氛，大家有時不知如何去形容，但只要身在其中自然會感受得到，香港現時的氣氛怎樣，相信只要大家誠實地面對歷史、面對自己，自然就會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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