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

所謂「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在聲稱為人民服務，無產階級站起來的新世代，普羅百姓的基本權利究竟可以有多大的保障呢？大家有條件和有錢人和官員以法律方式討回公道嗎？究竟我們是活在一個法律用來保護黎民百姓，還是以法律來壓制人民，令人民連軟對抗亦絕對不能，只能雙膝跪下來的世代呢？前港台編導蔡玉玲因為以新聞界一直行之有效，揭露過不少不法勾當的查冊方式，努力為市民

香港中小學教師的待遇一直都不錯，而且工作穩定，不會受疫情或經濟不景等因素所影響，對教師飯碗影響最大的主要是縮班殺校。

上一代的父母是以打罵的模式教育子女，而這一代竟仍有一些父母認為這個方式是正確，因他們仍相信「打者愛也」的傳統觀念。愛他，才打他，打得狠，記得深，以後就不會再犯錯。其實這種教育方法是大錯特錯，這會影響孩子日後的心理發展。除了打，罵其實也是打的一種，只是用言語去「打」子女的心靈，這種心靈的痛比肉體的痛更加厲害，創傷更加嚴重，影響更加深遠。

人才流失肯定與社會政治環境有關，若果不願意正視問題，繼續自我感覺良好，顧左右而言他，那麼自然不能夠對症下藥，只會變成頭痛醫腳，腳痛醫頭的黃六醫生，醫死香港是必然的結果。

將問題過份簡化，以偏概全是不少傳媒和KOL（意見領袖）的通病，傳媒公信力下降往往不是由於傳媒報道明知是假的新聞，而是由於傳媒選擇性地報道一些與本身立場相同的內容和意見，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些與本身立場不同的看法。當傳媒老闆將自己變成社會運動或愛國教育的推手，自然容易掉入不能客觀中立的泥淖，無法堅持傳媒人應有的不偏不倚、努力追求真相的態度。

學生移民加上本港出生率低的結構性問題，預計未來適齡學生人數持續減少既已成定局，加上大部份受訪校長認為學生退學及教師離職的趨勢將會延續或輕微增加，疫情之下，通關遙遙無期，短期內很難靠跨境學生補充流失的學額，既然如此，與其要「縮班殺校」，導致「教育生態迅速劣質化」，影響學生的發展，教育局何不趁此契機研究小班教學的可能性。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環境，是否宣誓或簽署聲明維護國家安全並非最大的問題，問題是紅線究竟劃在甚麼地方？不應向中小學生灌輸某方面的政治立場，不應鼓勵學生以武力解決問題，教導他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面對不同意見、解決衝突，相信這是絕大部份家長和老師的期望。

教育是生命的工程，教師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無論在富裕的歐美國家；貧困的非洲國家；政治不穩定或宗教極端保守的國家，善良和熱愛生命的教師，仍然是下一代可以行在正直善良的路，甚至改變命運的希望。

香港已進入官媒治港的年代，只要官媒將某些團體定性為「毒瘤」，特區政府便急不及待配合，親建制組織便統一口徑口誅筆伐，當然，更有不少所謂消息人士不斷放風，指出有關團體及人士「唔識做」的話會有甚麼嚴重後果，情況和早前二百多名區議員主動請辭相近，恐怕其他在政治上有影響力的反對派未來亦會面對類似情況，陸續解散和停止運作，萬馬齊瘖，政治的鐘擺往往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