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要衡量一個地方是否有基本的言論自由，首先要看的是市民能否在毋須恐懼和擔憂的情況下，和平地表達個人感受和意見，特別是與政府或當時社會氣氛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任何的言論、報刊、書籍、漫畫、歌曲和電影等等，若沒有抵觸任何的法律、未經法庭裁定違法、只憑長官意志出言恐嚇；或者由中低級公務員揣摩上意、寧枉毋縱地禁播、在圖書館下架、不能公映，千方百計製造寒蟬效應，都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極大傷害。 
 
而更大的影響是當一些機構、堂會或個人因為懼怕觸及看不到的紅線而事事自我設限，自我審查，不但自己不敢表達意見，當看到其他人表達意見時也會感到恐慌，擔心自己會被牽連在內，於是明示暗示大家收聲，甚至將溫和地表達不同意見的人也視為激進份子、害群之馬，千方百計要對方識時務、曲意逢迎當權者。其實，要群眾成為不敢表達不同意見的順民、根本毋須統治者立法禁止，只要大家習慣了戰戰兢兢地揣摩及迎合在上位者的心意，自然就會出現指鹿為馬、顛倒是非的現象。 
  

又到6月，記憶並非一個開關掣，可以隨意關掉就當一些事從來沒有發生過，也不是電腦的資料，可以按一個掣就立即刪除。對於經歷過六四事件的香港人來說，有些記憶是其他人無法粗暴地強行刪去的，相反，愈是被迫忘記，愈是無法釋懷，甚至會加深傷痕，更難療癒，就像一些人面對喪親之痛、重大的打擊，若果不正視問題，而是強行壓抑，裝作若無其事，人只會變得愈來愈抑鬱，被壓抑的情緒就好像殺傷力強大的睡火山，總有一天會突然爆發，由於毫無防避，結果造成更大的破壞。

1989年的六四事件，轉眼已經過了33年，雖然官方對事件的說法沒有重大的改變，不過，許多人當年在電視鏡頭前看著事件的發展，由悼念支持改革開放、平反冤案、深得民心的領導人逝世開始，引發反對貪污、官倒的和平請願，因得不到適當的回應和官方媒體將運動定性為動亂，於是學生開始絕食，因長期絕食不斷需要送院救治引起了國內外和香港市民更大的關注，變成了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最後要出動軍隊清場、追捕涉及事件的學運領袖而告一段落。整個學運的無數片段，相信在許多人有生之年亦無法遺忘，就像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許許多多曾經身歷其境的市民，他們的記憶是無法按一個掣就可以重新設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