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估算，近兩年香港教會移民的會眾約六萬人，佔整體聚會人數約百分之二十二，比起香港社會整體移民的數字更為驚人，據《時代論壇》的報道，有本來4,000多人的教會，過去兩年竟然有1,000人移了民。許多人選擇離開，相信主要亦因為對現況不滿和對前景憂慮，不過，當信徒的憂慮看來比起沒有信仰的市民更嚴重的時候，我們不能不反思，究竟信耶穌所為何事？在面對艱難和挑戰的時候，信仰最重要的考慮究竟應是甚麼？究竟作為在香港生於斯、長於斯的基督徒，我們的召命是甚麼？馬太福音十六章25至26節提醒我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究竟甚麼才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我們作出重大決定的時候的依據呢？
每年10月17日 是國際消除貧窮日，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貧窮數據，2020年貧窮人口，在政府一些扶貧政策介入之前，達到165萬3千人，按年大增16萬2千人，貧窮率是百分之23.6，兩者都是2009年有紀錄以來最高。 而在香港貧窮線的定義是住戶的收入在所屬人數組別的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在2020年，一人家庭的每月收入如果少過4,400元，五人家庭少過2萬元就是低過貧窮線了。當然，貧窮是一個相對的問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的大都市，不會出現餓死人的情況，不過，生活得很艱苦、特別是居住環境狹窄和衛生環境惡劣的情況就肯定存在，我們無法消滅貧窮，但應該致力減貧和扶貧。
過去兩年有幾宗轟動的虐兒個案，包括涉及幾十名員工的院舍集體性、結構性虐兒；以及父母或者照顧者將親生子女或兒童虐待至死的個案，更令人震驚的是不少個案都持續了一段長時間，當中有機會接觸到受害人的親友、鄰居、教師和社工都不少，為甚麼一直沒有人去舉報和跟進，及早阻止悲劇發生呢？最近政府推出「有關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強制舉報規定的建議」諮詢文件，計劃立法要求一些經常接觸兒童的專業人士，包括社福、教育和醫療界別的從業員，當發現懷疑虐待或者疏忽照顧兒童的個案，盡快透過舉報通知有關當局。有關建議的舉報大致分為三級，即強制舉報、鼓勵舉報和建議轉介，如果沒有履行強制舉報的規定會有刑事責任，最高可以判監三個月和罰款五萬元。
當惡人當道，有權有勢的人結聯行惡，看到善良的人被壓迫，公義不得彰顯，甚至自己和摰愛親朋被人傷害的話，人自然會感到憤怒，想討回公道，為受害人申冤，當用盡一切合法合情合理的手段都沒有作用的時候，以牙還牙、以暴易暴、自己替天行道的想法自然會從心底浮現，於是便會出現做還是不做，或是可以做到幾盡的掙扎，最近看了電影《神探伽俐略 沉默的遊行》和韓劇《黑道律師文森佐 》，兩者不約而同都在探討類似的課題，就是為了報仇和伸張正義，我們究竟可以去到幾盡？
當然，作為一個前電視台編劇，完全明白想令觀眾同情主角以更極端、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報仇，就要先將壞人描寫得更變態，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甚至連半點人性也沒有，要令壞人的行為引起公憤，人人得而誅之，當大家滿腔怒火，無比忿恨的時候，甚麼理性討論也只會變得囉囉唆唆、甚至被認為麻木不仁、無比迂腐。對壞人講道義、講規矩和與虎謀皮沒有分別。這種手法在《文森佐 》一劇中更為突出，壞人被描述得好像毫無人性，雖然這種手法可以令觀眾更同情主角用殘酷手段去報仇，不過，卻令整套劇變成一齣難以令人真正共鳴，只覺得是十分堆砌、幫大家洩洩忿的肥皂劇。
明明有片段看到警員從後向記者發射海綿彈，涉事警員亦被訓斥，但投訴的調查結果卻是無法查證，老實說，對小市民來說，實在無法理解這宗有人證、有物證、甚至有片為證的事件，究竟有甚麼問題無法查證？更莫名其妙的是相關部門的首長說遭訓斥不代表有錯，那麼訓斥一個下屬所謂何事？日後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口頭警告或書面警告？是上司問候下屬的方式，還是日常向下屬擺擺官威而已？再推而廣之，我們應怎樣向青少年解釋何謂警司警誡，是警司和你閒話家常， 還是警告後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究竟警司警誡你是因為你犯了錯，還是對方得閒無事兼職做社工？
當然，我們明白在社會運動期間，幾乎每天都有許多不同程度的警民對峙、甚至是衝突，不少執法者與示威者一樣都是血氣方剛，並且長期面對壓力，有時難免沉不住氣，表現會激烈了一點，若沒有對他人的身體造成傷害，以及財物上的嚴重損失，也是情有可原，無論對執法者和示威者都毋須過於苛刻，畢竟人誰無過，最重要的是知錯能改。
許多香港人可能和我一樣，一覺醒來知道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已經駕崩，都有一點的唏噓和傷感，就像忽然收到一個熟悉的長輩離世的消息一樣，勾起了不少的回憶。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經歷過由港英政府管治，然後回歸祖國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之下的公民，不需刻意去比較，很自然我們對兩個不同風格和形式下的管治，一定會有感受，落差愈大，感受愈深。而我作為曾經在1989至1999年回歸前後的公務員，並且在1997年在會展親身見證主權移交儀式的前記者，可以說百般滋味在心頭。
作為前公務員，當然明白在港英政府年代，英國人有特殊的待遇，就算學歷較低、資歷較淺，但在升遷上都有特別的優勢，某些主要和敏感的職位，更加是華人免問，英資公司在取得政府合約和工程方面更有壓倒性的優勢，香港人更要每年負擔超過十億元的軍費。 但為甚麼香港人對殖民統治的歷史卻好像仍有深刻的回憶，甚至依戀呢？值得現時的政府官員好好反思。
開學了，今年不論大中小學都有一些新氣象，有些大學有隆重的升旗禮，有些小學安排學生跪下向父母奉茶，當中引起不少的討論，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國兩制之下似乎已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甚至是一個迴旋處，是向前走、向左走、向右走、還是走回頭路？是決定我們未來究竟想培訓怎樣的下一代的關鍵時刻。
回憶很容易是選擇性的，當面對一些轉變時，我們很容易只會記得失去了某些美好的事物，卻忘記以往一些不足的地方，正如當大家對回歸之後的情況有不滿時，也會選擇性地記起英國管治年代某些的好，而有意無意地忘記了它的不好。以教育為例，港英政府的年代，其實只將學校視作職業訓練的場所，教育和人力資源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如何培訓社會上不同的階層和行業所需要的人手，能安分守己、勤力工作、少理政治、只努力發展經濟都是一個良好公民應有的表現。而當年我們作為學生，很多對中國人身份的認識和認同，對中國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嚮往，都不是由學校的教育而來，而是透過傳媒、親身的接觸和體會而來。其實，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氣氛和環境，比起學校的課程更重要，我們在討論教育改革的時候，不能只針對學校，而是要同時考慮社會的大環境如何去配合。
教牧嚴重流失已成為當前香港教會面對的重大挑戰，在退休潮、移民潮和離職潮的帶動之下，有關教牧同工的招聘廣告每星期在教內的報刊都佔了幾版的篇幅，需要招聘同工的教會數以百計，當然，還未計那些招聘多時並無結果，自身經濟能力有限，或早已對登廣告請人心灰意冷的教會。不過， 挑戰雖然大，但有危同時有機，生死禍福很多時都是一線之差，主要視乎我們怎樣回應，而當前的挑戰也是我們重塑教會觀和事奉觀的一個大好時機。
大量教牧因為移民而流失實在令人感慨，我們必須反思究竟牧養是甚麼一回事？牧者究竟又是甚麼人？馬可福音第六章描述耶穌出來見有許多人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就憐憫他們，於是開口教訓他們；在約翰福音第十章，耶穌說好牧人為羊捨命，又說當狼出現便撇下羊逃跑的只是雇工，不是牧人，因為羊不是他自己的；祂又說祂認識祂的羊、祂的羊也認識祂。很明顯，牧羊人是看到羊有需要，所以願意擺上時間和心力去照顧羊，當羊面對危險的時候，願意挺身而出，抵擋敵人，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最終，牧羊人和羊之間是會建立一種愈來愈深入，彼此認識的關係。
「山雨欲來風滿樓」，香港在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轉變是十分明顯的，不容狡辯，因為行動比嘴巴更誠實，移民潮來勢洶洶，人材流失對教會、學校和不少專業都帶來很大的衝擊，教會作為社會中的一員，根本無法置身事外，若不肯正視問題、甚至自欺欺人，滿口平安、平安而不作更好準備的，便只能坐以待斃。 教會作為一個十分重視本身的信念和原則的群體，在政治環境轉變的時候，若說竟然沒有任何壓力的話，那麼若非口不對心，就是我們早已忘掉了初心。但無論我們是否自覺有壓力和危機，危機和挑戰都是會找上門的，政府的教育政策在過去幾年有急劇的轉變，教會作為主要的辦學團體之一，根本避無可避。
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每年都會做一項調查和舉辦相關的研討會，今年主要講斜槓事奉，研究新一代基督徒的事奉觀和實踐情況。提起斜槓，大家可能想起一些不會只是做一份工，而是按著自己的興趣和專長有幾份、甚至許多份兼職或者自由工作的年青人，因為現代的年青人喜歡追求個人的滿足感，過比較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受困於一份固定的工作，亦不喜歡在工作上受太多的限制，特別是受上司的束縛。不過，今次的調查和研討會所討論的斜槓是指事奉而不是工作，我們針對的主要是今時今日基督徒對事奉的想法和態度，包括他們有沒有在教會以外參與事奉、或者自發地用自己的恩賜和渠道去事奉，當中有幾點發現和觀察很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斜槓事奉並非年青人的專利，不少受訪的中年或年長的信徒，原來都是在教會以外有不同的事奉的，特別當他們已經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加上豐富的經驗和人際的網絡，以及當他們的子女已漸漸獨立自主，毋須再依賴父母，於是他們就有更多的空間和能力去參與多一些外界的事奉，傳統上他們可以成為不同學校的校董、機構的董事和顧問、培訓活動的導師。不過，今時今日，可以發揮恩賜的機會更多，因為無論是製作動畫；詩歌音樂分享；發表文章、勵志的訊息和小品、甚至教學片段等等，都可以一手一腳完成，毋須其他人或昂貴的器材協助，要斜槓事奉比以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