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稅是禍是福?

賭波合法化轉眼已過了20年，最近有行政會議成員提出增加足球博彩稅，但亦有行政會議成員反對，當然，雙方其實主要都是從經濟利益，特別是從稅收作考慮，卻忽略了賭風熾熱對社會和市民會帶來的影響。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賭博是無法完全禁絕的，而在自由社會一些行為若果沒有即時和明顯的嚴重傷害，一般亦不會一刀切禁止，因此，不少政府會禁毒但不會全面禁煙，以免市民有太大的反彈、以及助長了非法活動的大幅增加。

一直以來，政府聲稱採取不鼓勵賭博的政策，而馬會亦提倡有節制的博彩政策。不過，馬會在吸引和方便市民賭博卻不遺餘力，在疫情期間更加大力推廣手機和網上投注，由2003年賭波合法化開始，每年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由最初的160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506億元，到2022年更飆升至1,438億元。而本來已走下坡的賽馬投注，亦由2003年的650億元，飊升至2022年的1,404億元，請問香港的市民的平均收入有如此驕人的增長嗎？當大家被博彩稅的大幅增長吸引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樣驕人地增長下去的危機呢？在疫情影響市民大眾收入之下，賭博收入卻逆市上升，正是生意淡薄不離賭博的最佳寫照。加上過去幾年內地來的港旅客插水式下跌，因此，參與賭波賭馬的絕大部份都是香港市民，平均每名賭仔每年都用數以10萬元計的金錢去投注，這是否有節制呢？

不同的研究都告訴我們，愈年輕、愈容易、愈頻密地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便愈大，理工大學的研究更顯示，參與賭波的人士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比非賭波人士高三倍，因此，吸引多些人賭波後，病態賭徒人數便會按比例增加，社會用於解決因賭博而產生問題的成本自然亦會增加（外國研究是賭博稅收的最少三倍）。不少協助戒賭的前線機構皆表示，現時平和基金用於協助病態賭徒的撥款不過是九牛一毛，完全不能滿足不斷增加的求助需要，特別追不上年輕賭徒的增幅。當社會得到可觀的博彩稅時，應同時計算因為沉迷賭博而造成的自殺、破產、欠債、盜竊、無心工作、家庭糾紛和個人健康問題等等所需要的社會成本。只計算收入卻不計算支出的絕對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理財態度，政府如是、政黨亦如是。

很多人聲稱賭波合法化可以將流入黑社會的金錢轉為稅收，其實是一廂情願的，因為賭波合法化對外圍賭波有利而無害，首先，外圍賭波是賭「白頭片」的，根本不用事先付款，只要一個電話或短訊便可下注，而且不用抽稅，萬一輸了亦「有數講」，可以分期付款。此外，合法賭波亦成為本來不賭波人士的入門初階，當賭波時間愈久，懂得門路光顧外圍的人只會愈來愈多，由於外圍賭波靈活性很高，合法賭波只好不斷以新花款和減低賭博稅作招徠，在互相競爭之下只會令賭風更為熾熱！現時合法賭波涉及的花款及賽事之多，早已令人眼花撩亂。此外，合法賭博更可成為非法賭博的安全網，在截止投注前一刻，將一些高風險的注碼轉投給合法賭博機構，這亦是非法外圍歷久不衰的原因，而不少外圍網站皆設於海外，香港警方根本鞭長莫及。

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看，賭博與吸煙、嫖妓一樣難以完全禁絕，但另一方面，社會各界對這些「必要之惡」亦不應加以鼓勵，我們應將賭博定性如香煙一樣加強規管，令市民對它有所警覺，絕不應在它面上貼金。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過往的調查發現，八成半青少年煙民原來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有一個吸煙的爸爸！甚麼叫耳濡目染是一個十分顯淺的道理，而吸煙危害健康在財雄勢大的煙草商不斷狡辯下，結果要不少人付出寶貴的性命後才得到政府的重視，立例全面禁止香煙廣告，並在公眾場所逐步增設非吸煙區。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呼籲政府限制馬會不得就任何賭博活動賣廣告，以及用軟性手法向青少年和本來不喜歡賭波賭馬的人士（例如家庭主婦及長者）推廣，但政府卻一直對馬會隻眼開隻眼閉，更任由馬會向青少年中心以冠名方式捐款，令青少年對賭博失去戒心。

沉迷賭博帶來的禍害大家經常可在報章上看到，究竟還要有多少慘劇出現，大家才會覺得我們應像反吸煙一樣多提賭博禍害，而不是將賭博包裝成娛樂活動？將馬會包裝成偉大的慈善家？青少年對賭博的戒心愈來愈低，最終會是誰受害呢？為了不想健康的體育與不良嗜好掛鈎，社會人士幾經艱苦才能立法禁止煙草業贊助體育活動，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卻將青少年最喜愛的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足見政府的政策短視及馬會在政壇可以隻手遮天！香港的合法賭博途徑已足夠有餘，但政府和政客對賭博的負面影響卻有意無意地視若無睹，賭博稅愈來愈多，其實是禍不是福。將大麻合法化都可以增加不少稅收，大家會不會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