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0後基督徒的社關及價值觀調查報告2011

── 2011年「80傳說」研討會
陳永浩博士、招雋寧先生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 明光社項目主任(青年事工)
15/10/2011

摘要
有關近年社會行動中湧現的「80、90後」現象,社會上有著多樣紛陳的見解。誰是「80後」?這是用年齡還是用心態、社會地位去界定?究竟「80、90後」是一個現象?還是一個後果?是次研究和調查的目的,在於向一班「80、90後」青年信徒展開有系統的量性問卷調查,以了解第一、他們關心社會的程度及背後所持的價值信念;第二、他們對社會行動的參與及價值取向;以及第三、在他們眼中,其所屬教會的牧者所履行對社會關心的程度與及他們對教會的期許等,然後進行研究分析,希望找出現時基督徒青年所重視的價值信念,讓牧者能更了解所牧養、與青年信徒同行。
 
關鍵字
80後,90後,基督徒,社關,價值觀, 牧養, 調查
 
調查背景——社會如何看青少年
香港社會從來都不忽略青少年:由政府架構內有「青年事務委員會」,到各大社會福利機構均有以青少年活動作主打的工作可見一斑。可是,我們的社會,常以「青少年問題」來看青少年的情況,每每對青少年所思所想,和持有的價值觀有相當大的落差。而教會的青少年工作,除了以他們為傳福音的目標外,每每又與社會對青少年的看法相似,容易變成了為「解決青少年問題」、「改善青少年行為」而成立的事工。
 
後物質主義上揚
將香港青年標籤為「政治冷感」、令成年人擔心是過往輿論的調子。一群稱為80後的香港青年以非物質性或非經濟效益主導的思想模式,站於公共社會中以身體表達理想,聲勢浩大,足以一抹青年人「政治冷感」的標籤。
由2006年守護天星碼頭,直至2009年蘊釀、至今仍持續的菜園村保衛運動,甚或是2010年尾「唱旺」的地產霸權論,運動的發展路徑可見一斑。2011年七一遊行,走到街上的議題包括反對「地產霸權」、「愛國教育」、「遞補機制」等,宣揚中環、西環價值以外的人文價值。背後牽涉更多與持份者一同生活,身體力行地改變生活模式等。他們在爭取過程中提倡多元、平等、自由、民主等當代社會元素——在碼頭聲言守護「集體回益」、在反高鐵示威中亦高舉經濟價值以外的一套保育價值。
 
政治及社會學家Inglehart and Welzel指出,[1]在高度經濟保障及教育機會普及的情況下,能提升青年的政治技巧(Political Skills),令他們在政治方面更具批判能力;而Inglehart的後物質主義描述在同樣情況下,[2]青年的核心價值更重地強調自我表達和生活素質。而就生命階段而言,學者Erikson[3]及Keniston[4]指出,青春期後段,同時亦是接近成為成年人的青年,的確容易投身社會運動。因為他們開始提升認知思維,擁有嶄新(對他們自己而言)的社會及政治關注,需要身份重塑、自決、獨立,以及要求一致的信念和行動。
 
基督教社關進程
配合新媒體的發展及媒體的塑造,過往不容易在主流傳媒發聲的青少年,表達及關心社會問題的呼聲增強了。而基督教內的青年亦相應地有更多發表意見的平台,有不少青年聲音指教會對社會公義關心不足。不同基督教信仰的民間團體相繼成立,均以宣揚社會公義為本質。
 
事實上,教會的社會關懷在香港歷史中一直留下了不少痕跡。以往福音派說受「個人得救論」和「前千禧」的教導所影響,側重關心個人靈魂是否得救。但自從1974年洛桑會議發表《洛桑信約》後,肯定了整全福音的重要性。信約表示福音不單為個人得救,而更是整個社會和文化都需要救贖。但可惜的是1978年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下,產生了福音派教會的內鬨和爭論,不幸地令到本來在洛桑建立的方向停滯不前。
 
而福音派教會在70至90年代的關注亦落在教會增長的方向,標榜建立健康、人數增長的堂會成為教會的重心使命。正如余達心牧師於一篇報導中提及:「福音派在過去30年,不少教會被人數增長佔據了他們的心。」[5]這情況一方面助長了教會過度著重在聚會、節目和各方面配套的吸引力,導致消費式信仰,而社關的角色亦逐漸相應失卻。再加上向來香港教會在社會關懷中主要扮演「治標」的角色(如:醫療、救濟、教育等),對於社會不公義等敏感的「治本」話題,聲音細小。
 
這幾年開始,教會這種社關角色傾側的現象,開始受到一些年青基督徒的注意,如在《燭光網絡》第73期中,香港教育學院副教授梁恩榮博士亦就一些基督徒青年,表達見解。他認為「這群青年的表達手法,是長期生活在不公義的制度(特別訴諸於議會內的不公義)下的反應,加上建制權力充斥著透過溫和手段也不能改變的結構性不公義。」並且又說,「這批青年的基督徒,當面對主流建制教會時感到相當失望。他引用聖經彌迦先知「行公義、好憐憫」的經文表示教會的社會角色很多,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先知」。然而,年青人視一些教會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失去「先知」應有的角色。不是說教會必須回應社會的大小事情,但至少認為教會應該在具爭議的政治事件上發聲,可惜他們認為教會的聲音非常微弱,甚至沒有。因此他們認為教會縱容,甚或助長明顯不公義的事情。以他所知,這一類的人士不少,過去往往是透過「離開」教會解決彼此之間的落差;然而,今天這些青年不選擇離開,而用可見的(Visible)的行動表達他們對社會或教會的不滿。」[6]
 
因此,一些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對教會的批判聲音不斷響起,不論是向港福堂的示威行動、[7]對全球禱告日禱文的批評、[8] 結集成試圖找出政教勾結的證據……[9] 喚起基督教界中關心社會人士的關注。屈指一算,年齡上「80後」的基督徒青年,並非被牧養的一群,而是初出茅廬的新一代年青牧者。
 
活在後現代思潮的洪流之中,對權力的解構和抗爭,加上網絡資訊的推波助瀾下,新一代青年基督徒(甚至青年牧者)對教會——這建制高牆的批判有更趨洶湧之勢,或能直迫教會群體。昔日不滿教會、或離開教會無聲抗議的肢體,最多只在網絡上發表言論;今天一些對現況不滿的,卻嘗試走進教會內推動改革,或在教會門外示威抗議。
 
我們或許不應視不同意見為洪水猛獸,亦不必太快視之為是非對立,更需要的是能夠閱讀背後的價值信念,有更多的理解和溝通的基礎。被視為「上一代」的牧者,在關心社會事務的看法和態度上,或與新一代的基督徒青年存在落差。到底今天的基督徒青年普遍關心社會嗎?驅使他們關心社會所抱持的價值信念是甚麼的呢?他們又會否認為教會「未稱職、不社關」呢?藉今次調查或能對整個社會氛圍多一份了解。
 
調查目的
是次調查焦點放於80、90後基督徒青年,關心社會的程度和社關行動的比較。同時,調查希望探討基督徒青年的價值觀,及其所屬教會整體社關氣氛與他們的期許有何出入。
 
調查對象
年齡界乎10至29歲的青年,以基督徒為主。
 
調查樣本及抽樣方法
問卷調查於2011年3月3日至2011年4月12日期間進行。量性研究的調查主要以方便抽樣法(Convenient Sampling),先邀請59個團體或其他網絡,及後共有46個團體或其他網絡回應並填寫問卷。參與的團體包括32間不同宗派[10]的教會、7間學校[11]以及7個其他網絡。[12]調查共派出3,851份問卷,並收回3,287份問卷,成功回收率達85.4%。按照問卷設計的內部可靠性,經最後篩選得出2,985份為有效問卷。
 
數據處理
回收問卷後,先由研究員剔除作廢的問卷,再由研究中心臨時資料輸入員進行編碼及輸入資料。整理資料後,運用SPSS 19.0統計軟件程式進行資料處理及分析。部份數據經過加權處理,加權是根據統計署2011年按年齡分佈的青年人口數據。[13] 數據用作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相關分析(Correlation)、獨立樣本t檢訂(Independent Sample t-test)、二元邏輯回歸(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多元線性回歸(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與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測試值為α。測試值為基礎,若顯著水平(Significance level)p-value低於0.05,虛無假設H0(Null Hypothesis)會被摒棄。所有結果均採取四捨五入方法計算,故有關結果之百分比總和有可能並不等於一百。
 
研究工具
問卷設計參考了多項研究,包括了黃成榮教授於1999年所進行有關青少年價值的調查問卷、[14]突破機構兩份有關青年公民參與的調查問卷:《青少年公民參與研究》[15]及《教育場景與公民參與》[16]以及青年事務委員會的青年公民參與調查等。[17]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亦有參與問卷設計的討論。
 
問卷的先導測試於2011年2月13日至2011年2月28日進行,先導測試以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進行,共完成了35份問卷,並於筆誤和問題闡釋上修正。
 
問卷有5個部份,[18]包括了基本資料、信仰背景、社會關懷程度、價值觀調查及對教會社關的認知,合共70條題目。問卷樣本參見附錄甲
 
表一:問卷內容

  內容 題數
A部 社會關懷程度 27
B部 價值觀調查 48
C部 基本資料 7
D部 信仰背景 17
E部 對教會社關的認知 24

 
調查取樣限制
是次調查除了因應研究方向而作出制訂外,也參照了過往研究中心進行的調查研究所得的經驗。調查所取用的方便抽樣法(Convenient Sampling),就是參照了上年度調查以網上形式進行後而改善的做法。這種抽樣方法的好處是避免單一群組有過大的代表比例,同時存有不同群組的成份。當然,這方便抽樣法比現時大形和全港性的民意調查中所使用的「大規模隨機抽樣法(Random Sampling)」會有所不同,在考慮調查成效,數據的準確性、代表度以及進行調查所需要的相關成本後,研究中決定採取方便抽樣法,因有關結果仍是可接受和可取的。
 
數據發佈及延伸問卷調查
是次調查的初步結果,已於2011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上發佈,同時,為了解與會者對教會和牧者參與社關行動的看法。我們亦於研討會中讓與會者進行一項延伸問卷調查,並即場作簡單的描述性分析,用意是略為比較青年信徒的想法。問卷是抽出附錄甲中問卷的E部讓與會者填寫。
 
特定字詞定義
 
社會關懷
由關注社區民生到社會運動,涉及範疇廣闊,從以下三個層面作分類。
 
第一個層面是「參與社區活動」(Social Participation):參與一些由非政府或非政黨所舉辦的社區活動,以提升個人及社會的認知。這包括社區中心興趣小組或大型活動(嘉年華)、各類前線服務的義工(各類制服團隊)、協助弱勢社群、社區互助計劃等。另外,平日留意時事、了解政府施政、參與民間時事討論(如電台或電視)、與他人討論時事(如社交網絡)等也計算在內。
 
第二個層面是「關注公民社會」(Civil Engagement):參與一些直接或間接活動,以求在建制內影響公共政策發展或政黨選舉,包括簽名運動、參與政黨、參選或助選、投票、參與各類諮詢組織或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監察政府施政、與區議員溝通等。另外,在報章或網上平台發佈有關時事的評論文章、主持電台、電視或網上電台所製作的一些關注事件的評論。在校園內參與學生會事務,並就社會時事作出回應及行動,以及加入學會或其他社會團體以影響政府施政。
 
第三個層面是「投身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不同的學者也就社會運動提供了個人理解。Herbert Blumer指出社會運動可以被看作為於社會建立了新秩序的生活。[19]他們無休止地獲得動力,推展社會運動,一方面是因為不滿當前的生活模式, 並同時希望有新的生活模式。Ralph H. Turner及Lewis M. Killian提到社會運動是持續的集體行動,以促進或抗拒社會或組織的轉變。社運組織的成員身分比較不明確(Indefinite)及浮動(Shifting),而決定領袖多靠成員之間的互動而非經過合法的程序產生。而Doug McAdam亦提及類似見解,認為社會運動是指一班民眾致力替被社會排斥的群眾,訴諸於非建制(Non-institutional)方式的政治參與,促進或抗拒社會建制的變化。[20]
 
而這次調查對「投身社會運動」所採用的定義,是一群人以集體行動,企圖透過建制之外的方法,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