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運議程回顧2021 (LGBT+ Agenda, Hong Kong 2021)

司法覆核案及其他相關案件

兩名男同性戀者吳翰林與李亦豪在2017年於英國註冊結婚，其後吳以綠表形式購入一個二手居屋單位，李表示自己是家中經濟支柱，超過九成購買單位的款項是由他支付。由於房委會的政策規定單位只可供業主及購買單位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居住，而單位的業權亦可在不用補地價的情況下，轉售予獲准居住人士。而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不獲房委會承認為「家庭成員」，因此，如李若想成為該單位的聯名業主，則須補地價。

吳翰林於2019年就房委會拒絕接受其海外註冊同性伴侶為居屋的「家庭成員」提出司法覆核，指房委會有關配偶政策違反《基本法》及構成歧視。原定於2021年4月19日於高等法院處理的案件，由於吳於2020年12月離世，李亦豪申請代替他成為申請人繼續訴訟，房委會一方並不反對，有關申請獲批。

申請一方指出《基本法》第37條列明，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該條例並沒有排除對同性婚姻的保護，且該條文屬於保護性、而非禁止性條文，故不認為該條文禁止同性婚姻。申請一方認為房委會政策涉差別待遇及歧視。房委會則表示，政府制定政策須考慮不同持份者，強調政策不是針對不同性傾向人士，而是權衡輕重之後才作出決定，包括優先秩序等。房委會又指房屋屬稀有資源且需求龐大，故絕對不會質疑申請人於住屋方面所面對的巨大壓力，不過須考慮不同群體的需求。法官周家明問房委會是否鼓勵異性戀者生兒育女，以提高人口增長，因此只承認異性夫婦同住居屋單位，房委會對此表示同意，指政府的宏觀政策鼓勵結婚生育，符合本港長遠利益。

2021年6月25日，法官周家明頒下判詞，指到異性配偶及同性伴侶在有關的配偶政策下受到差別對待，而這差別對待是非法的並構成歧視。法庭裁定有關的配偶政策及決定違反了《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判李亦豪勝訴，並頒令房委會支付申請人的訟費。

有房委會成員指出男同性戀者一方獲判勝訴後，將會增加資助房屋的潛在需求，估計有約百多宗增幅。他表示「即使增幅不大，但將資助房屋分配給市民的時間會明顯拉長。」有關判決所帶來的影響不能忽視。[1]

此外，吳翰林在2020年12月去世後，他的同性伴侶李亦豪向法院存入涉及死者遺產分配的「知會備忘」，其後律政司司長亦作出同樣的申請，高等法院在2021年4月29日為此作指示聆訊。據了解，李早前申請擔任吳的遺產管理人，但遭律政司司長以公眾利益為理由反對，律政司指案件涉及承認同性伴侶權益問題，而有關遺產權利案件亦未有上訴結果，故律政司有重大公眾利益介入案件，以及登記知會備忘。李一方指，律政司並不是遺產受益人，也不是因著公益慈善原因介入，故沒有常見的公眾利益因素，法庭不應准許律政司參與。代表李的大律師又指，李與死者同住的居屋仍未付清房貸，如李不能繼承有關單位，其利益會嚴重受損。聆案官聽畢陳詞後，最終決定將案件轉介至處理遺產案的原訟庭法官審理。

案件原定於2021年5月13日在高院進行指示聆訊，由於李亦豪承諾不會將遺產分予其他得益者，直至吳就海外註冊同性配偶是否有權繼承遺產的司法覆核案有上訴結果為止，律政司撤回知會備忘及聆訊，法官下令律政司向李支付70,000元訟費。[2]

除了上述的案件，李亦豪在公眾殮房被衞生署的病理學家拒絕作為他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吳翰林的合法辨認人之後，李於2021年3月8日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指他不獲准處理吳的身後事，認為《死因裁判官條例》、《生死登記條例》等涉及處理身後事的條例中，對「配偶」的定義沒有涵蓋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違反了《基本法》，而衞生署法醫服務不承認同性伴侶、不容許同性伴侶為伴侶認屍，亦涉及違憲。各方經商討後，律政司司長及衞生署署長承認過失，確認政府所有部門將公平對待需要處理配偶身後事的同性已婚伴侶。申請方撤銷司法覆核並獲法庭批准，法庭於2021年10月7日正式頒令結案。李希望政府主動全面地審視牽涉處理配偶身後事安排的相關法律、規例和政策。

周家明法官在庭上重申律政司司長及衞生署署長的官方立場，指出在安排預約殮房認屍方面，不會區分異性和同性伴侶。香港警方調查每宗死亡個案時，會根據案情決定誰是最合適的辨認遺體人士。法醫科的政策並不會拒絕同性伴侶作為其配偶的辨認遺體者，或拒絕予以相關的服務及權利。《死因裁判官條例》附件二第一條提及的「配偶」一詞無分同性或異性配偶。死因裁判法庭沒有政策否定同性配偶的權利，或對同性配偶作差別對待。有關公墓和火葬（包括撒灰）服務的安排，食物環境衞生署沒有政策或内部指引，以任何形式阻止或限制為同性伴侶提供身後事安排服務；入境事務處亦沒有政策以性傾向為由，拒絕同性伴侶為其配偶申請死亡證副本。[3]

一對女同性戀者AA（英國人）及BB（澳洲人）於2003年在澳洲結識其後共同生活，未有註冊結婚或民事結合，二人在2007年一同移居香港。AA在得到朋友捐出精子後懷孕，在澳洲誕下首名子女，在澳洲政府簽發的出生證明上，她與伴侶同樣登記為長子的母親。但當AA再度懷孕，在香港誕下第二名子女時，他的香港出生證明文件上，「母親」一欄卻只能填上她的名字。兩人於2020年結束了17年的同居關係，但達成了共同撫養協議，繼續輪流每隔一週分擔照顧兩名子女的責任。生母AA展開本案的法律程式，要求法院批准：一、兩名子女受法院監護；二、生母AA及養母BB成為兩名子女的監護人；三、生母AA及養母BB對兩名子女享有共同管養權以及共同照顧及管束權。養母沒有提出異議。法庭於2021年5月21日頒下判詞。法院引用香港法例第13章《未成年人監護條例》（《條例》）第3(1)(a)條訂明的「福祉原則」，條例中提到在法院進行的任何有關未成年人的管養或教養問題的法律程式中，法院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而毋須從任何其他觀點來考慮父親的申索是否較母親的申索為優先，或母親的申索是否較父親的申索為優先（「福祉原則」）。上述案件的判詞中提到英國一宗案件Re G（Children）[2006] UKHL 43，英國法院指出，法律上並無較有利於親生父母的推定，儘管在評估子女的福祉（首要考慮事項）時，親子關係仍是相關因素。然而，英國法院裁定，親子關係不僅限於親生父母，亦可包括心理或人際關係上的父母（即為子女供給所需的人）。本港的高等法院處理AA訴BB案時，法官朱珮瑩批准生母及養母享有對兩名子女的共同管養權以及共同照顧及管束權，認為這是符合兩名子女的最佳利益。

AA訴BB案的裁決標誌著同性伴侶的非親生父母權利平權邁進了一大步。法官判案時考慮的福祉原則，顯然不限於血緣關係，而是擴展至心理及人際關係。[4]

更改性別

三名由女變男的跨性別人士因擔心手術風險，在未有完成整個性別重置手術的情况下，向入境處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遭拒，三人認為政策間接構成性別歧視及違反《人權法》，提出司法覆核但被裁定敗訴，其中兩人Q及謝浩霖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於2021年9月13及14日進行聆訊。兩名上訴人出生時均為女性，並已切除胸部及接受荷爾蒙治療，但未完成移除子宮卵巢、建造人工陰莖的手術，二人的英國護照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均已更改性別為男性。上訴方稱手術風險高，現行本港政策要求須完成性別重置手術，才獲准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上訴方認為做法不人道。另外，上訴方又舉例稱在英美等國家，跨性別人士出示醫生證明，不須進一步做手術已可獲准更改證件上性別。

答辯人為入境處人事登記處處長，答辯方陳詞稱，性別重置手術在世界各地均獲認可，本港要求跨性別人士完成整個手術，才可更改身份證性別，目的不是要貶低跨性別人士，而是要訂下清晰、明確、客觀的界線來判斷性別，至於是否進行相關手術是各人的選擇，不認為政策如上訴方所指般不人道。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關淑馨及法官鮑晏明聽畢雙方陳詞後，將擇日頒下裁決。[5]

同志運動會

香港在2017年取得了2022年「同樂運動會」的主辦權，成為首個在亞洲城市主辦同志運動會。有關活動得到同志運動會聯合會（The Federation of Gay Games）認可，並由香港同樂運動會（Gay Games Hong Kong）主辦，當中包括了運動及文化活動。

在2021年6月9日的立法會會議中，行會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在提問時稱，「香港同樂運動會」為體育盛事，並會為香港帶來10億元經濟收益，她詢問政府會否鼓勵各體育總會參與2022年11月舉行的「同樂運動會」，以及政府會否協助主辦單位預訂政府的運動場地。但亦有數名議員隨後發言反對政府支持該運動會，如梁美芬認為這會造成社會撕裂，要求政府保持中立、撤回對該運動會的支持。本社總幹事蔡志森接受記者訪問時亦表示，同志運動會在外國除了推廣同志文化，亦經常摻入政治元素，認為旅發局不應將它視作普通旅遊項目，政府亦不應表示支持、用公帑宣傳，甚至提供幫助。

早在2017年4月，在有關團體取得2022年「同樂運動會」的主辦權前，本社曾去信民政事務局，對政府承諾會提供場地、服務及設施上的資助，表示關注。而在2021年6月，本社亦曾去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民政事務局及香港旅遊發展局表達意見，提出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具爭議的同志運動，並對香港旅遊發展局成為「香港同樂運動會」的支持機構之一，表示遺憾。本社在信中提到，所謂「同樂運動會」，雖然表面上強調參加者並不限於同性戀者，但其英文名稱Gay Games明顯是指同志運動會，可見其目的是藉舉辦運動會之名，推動其背後的政治及文化目的，要社會人士認同同運的價值觀，政府若支持他們舉辦有關運動會，間接會令人以為政府接納並認同、甚至推動他們一些政治立場，包括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以及支持同性婚姻。本社又在信中呼籲政府，指香港社會正面對嚴重的撕裂情況及疫情，政府及各公帑資助機構，應同心協力修補社會的撕裂及協助防疫，若以公帑支持該運動會，必會導致社會撕裂情況惡化。本社又提到，本地體育總會不應支持該運動會，而政府亦不應鼓勵各體育總會參與該運動會，並提到「同樂運動會」極有可能採用寬鬆規則，使跨性別人士可自由參加男子或女子組的賽事，這會對不少女子組的項目造成不公平及推動性別紊亂的文化，因此，政府應尊重社會上不同聲音，以達到合理的平衡，不應以公共資源直接或間接支持具爭議性的活動，並協助宣傳。[6]

不過，受疫情影響，同樂運動會籌委會於2021年9月15日宣佈，原定於2022年11月在香港舉行的第11屆同樂運動會，將會延期一年至2023年11月舉行，又表示未來一年或會舉辦其他較小型、推廣性活動。同樂運動會聯席主席認為，延期亦有助妥善執行後備方案，將比賽安排到私人場地舉行。[7]

男女性別以外的選項

灣仔區議會在2020年12月29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日後在該區區議會發出的表格，在性別一欄中除了提供男或女的選項外，加入「其他」選項。有跨性別人士表示歡迎此決定，認為此舉表示區議會願意聆聽性別小眾聲音的表現，象徵著對跨性別者或非二元性別者的接納。[8]

熱播劇集

2021年6至7月在本港免費電視頻道播放的港劇《大叔的愛》，曾一度成為城中熱話，一名同性戀者在網上的討論區分享他跟男友交往兩年，一直不敢公開這段關係，直至收看《大叔的愛》，發現劇中主角的形象十分「入屋」，感覺不少人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有所改觀，父母及友人亦投入追看此劇，故趁機向家人坦言與男友相戀，這名同性戀者表示獲父母祝福，他希望他的故事可以鼓勵其他男同性戀者。[9]

2021年，香港同運議程內容主要仍然是與法庭的司法覆核案件相關，而單是吳翰林或李亦豪提出的司法覆核案，他們爭取了在外國締結的同性婚姻，其伴侶可以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在居屋中居住，這將為公共資源分配帶來較為深遠的影響，就如房委會表示政府的宏觀政策鼓勵結婚生育，符合本港長遠利益，只承認異性夫婦同住居屋單位，是鼓勵異性戀者生兒育女，以提高人口增長，房屋屬稀有資源且需求龐大，即使同性伴侶不多，無論如何，這明顯拉長了資助房屋分配給市民的時間。

另外，當法庭就兒童管養權作判決時，法官考慮的福祉原則已不再只限於有血緣關係的親生父母，而是擴展至心理及人際關係時，這意味著傳統家庭中，男女配搭的父親及母親角色將會被淡化。兩個爸爸或兩個媽媽的家庭形式與一個爸爸一個媽媽的家庭模式，對養育孩子一事上真的沒有差異嗎？這值得大家深思。

在將會在香港舉行的同志運動會一事上，一些支持舉辦該活動議員，他們的理據，多從經濟角度出發，而反對者則考慮到這不是單純的「運動會」，其中傳遞著多元性別的價值觀，與香港人的傳統家庭相違背，並可能讓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組的比賽，表面看似「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但這其實對生理上為女性（不論性傾向）的運動員並不公平。支持舉辦同志運動會的人忽視了它對香港傳統價值及公平公正造成衝擊。

在外國，同志運動一直企圖在法庭（court）、課室（classroom）、教會（church）及文化（culture）這四方面影響社會大眾。流行文化最容易影響人的價值觀，《大叔的愛》這一類以偶像打造的溫情及「攪笑」的同性戀劇集，很容易入到「屋企」，無論製作《大叔的愛》的團隊是否有意圖推動同志運動，他們有意無意之中已幫助了同運人士一把，可以想像，在家長旁邊觀看該劇的小朋友，已不知不覺受到影響。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力絕對不容輕看，就如美國三藩市的男同性戀者合唱團（Gay Men’s Chorus）的歌曲A Message From the Gay Community所言：「你認為我們有罪，你反對我們的權利，你說我們都過著你無法尊重的生活，但你只是害怕，你認為如果我們的議程不受控，我們會敗壞你的孩子，有趣（的是），只有這一次，你是對的……我們會改變你的孩子，一點點，悄悄地，巧妙地，你幾乎不會注意到……你可以讓他們遠離跳舞場所，提防三藩市，讓他們穿打褶褲，我們不在乎，我們會改變你的孩子，我們會讓他們變得寬容和公平……」[10] 這首歌曲道出了同運人士希望改變孩子的意圖，而孩子亦難以不受外在環境影響，也許他們會在不知不覺間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