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一非三暴──抗爭者與執法者的觀點

一非三暴

近年政府的施政愈見忽視民意，社經制度偏袒富者而壓制弱勢，人人彷彿都置身於制度暴力之下。港人抗爭向來以溫和見稱，但面對難以突破的社會矛盾，有人以進一步的非暴力抗爭（如佔領行動），以突顯制度不義，冀喚起群眾改變現況。也有人判斷溫和或非暴力抗爭不再奏效，抗爭中的肢體暴力愈演愈烈；警察的鎮壓暴力同樣升級。在暴力的漩渦裡，誰是「始作俑者」？有時難以判斷「有雞先定有蛋先」，在初二凌晨旺角事件，血流披面的，有抗爭者，也有執法者。

一位抗爭者的視點

「我無辦法用聖經支持或否定暴力，但我可以用聖經去支持我抗爭」，被警方以暴動罪起訴，後獲控方撤銷控罪的前學民思潮成員林淳軒，一直站在抗爭前線。

他未曾放棄非暴力抗爭。「戴耀庭的（非暴力抗爭）比較排拒行動，我們則採取直接行動，好激進，但同掟嘢有距離。」他認為直接行動與暴力的根本分別，在於背後理念是針對癱瘓社會運作，或帶來動盪，從而換取政治角力，威迫政府妥協，而不以主動傷害他人身體作目標。衝擊的對象多是地點（如：公民廣場、立法會玻璃門），「現在的制度暴力，足以令人們抗爭推翻它。」林淳軒徐徐細數，「議員沒法推動實質議案，功能組別千秋萬世地佔據議席……衣食住行都在地產霸權手上……一定要讀上大學……」抗爭背後，是期望改變文化和生活質素。

「非暴力的『終極想像』（佔領）被集體見證失敗，制度暴力依然存在，自然有人想用暴力抗爭。」林淳軒分析佔領運動落幕後，對非暴力抗爭的無力感相應飆升，繼而出現暴力抗爭以抗衡制度暴力。然而，暴力是焦土化，非最好方法。林淳軒認為「即使有軍火，700萬人也打不贏13億人，最後都靠西方政權施壓、或等中共自爆……」其實非暴力抗爭仍有未踏足的路。「例如阻塞彌敦道，再移到紅隧；或者三罷（罷工、罷課、罷市）。」

「今次好似好小事，雙方都不用過份武力便可以解決，但到最後都有人衝、掟嘢就很奇怪。」林淳軒回想初二凌晨旺角事件，印象中很多人並無抗爭的預備，反而是對警察「有啖氣」，進而雙方行動升級。「責任都要落到警察頭上，因為他們絕對有權力協助示威順利，他們反而站在示威者的對立面。」林直言與警察對立，不會成為朋友。「警察是自願執行任務，有自由意志地使用暴力，他們可以選擇不打頭。」武力演變，林認為最終都是警察的責任。

一位執法者的視點

「我好buy（擁護）非暴力抗爭，抗命後服法的想法。」八十後督察阿偉（化名），在佔領運動、光復行動、初二凌晨旺角事件中都有參與警察行動。他討厭暴力抗爭，是因為它自私地危害他人的財物與人身安全；相對地，非暴力在挑戰法律後自首服法，令他覺得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執法者也支持抗爭？因為很多「打工仔」跟阿偉一樣，活在制度暴力之下，「工時長、身體七勞八傷仍要工作；樓價貴，最後都是向有財有勢的集團供款。」他形容制度暴力就是當權者維護既得利益，從而對某些族類歧視或鎮壓。他以東北發展為例，吳亮星聯同建制派粗暴通過撥款，高鐵追加撥款亦類似。「某程度上，他們都鑽灰色地帶的空子，令議事結果看似符合制度。但議會組成本身卻非常暴力──選舉模式、立法會產生，都維護建制利益，壓制他人。」

有些情況下，阿偉能夠接受到暴力抗爭。「若果政權腐敗到草菅人命，連家裡最後一包養妻活兒的米，都給有權勢的人搶走，說不定我也會跟他們死過。」但他看仍有更溫和方法爭取，比剎那間的衝突效果更持久和深遠。他設問：「抗爭者有心改變社會，為何不加入制度令它『冇咁暴力』？好似佔中後有新人參政，我欣賞他們抗爭之餘，參政製造改變。」阿偉相信，人夠多，效果就會出來。

警察往往成為衝突中的高牆。「理論上警察要協調示威，但光復行動是要趕走自由行，警察卻很難協助示威者干預其他人在公眾地方出入的自由。當要分隔兩班群眾時，警察就成為衝擊對象。」

「警察與示威者的武裝始終不太對等。我認為可以唔打頭，如果我在前線，有能力都不打頭。在混亂中固然難免有意外。」有警察在執勤中被打，阿偉感到憤怒，但也甘心承受。「警察有權力上的優勢，七子事件確實帶來濫權形象，所以我理解仇警的心態。但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因此我期望司法制度有合理的裁決，不偏幫執法者。而市民都應該信任司法制度。每日在法庭上，我實在地見證律政與司法部門對舉證的要求非常嚴謹，有些情況我覺得是放生罪犯，但的確保障了嫌疑犯的基本權利。」

要突破「以暴易暴」的漩渦，阿偉認為契機在於抗爭者與執法者都要自省，「識」停；更在於特首梁振英和立法會議員的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