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取代最低工資

三十年前，香港已有人討論「最低工資」。可能因為隨即進入高經濟增長的八十年代，「打工仔」權益和福利得到較大保障，導致此議題被暫時擱置。渡過了悠長的蜜月期，經濟環境出現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起落，加上九十年代的金融風暴、回歸後的內地新移民潮、全球一體化，以及一直纏繞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人浮於事成為普遍現象，就連高學歷和年青力壯的一群，在求職時也遇上不少困難，遂令「最低工資」再次成為熱門議題。

提出制訂「最低工資」的人，肯定是善意地為非技術工人和議價能力較低的一群發聲。由三十二元、二十元，到最後的二十八元，不知道中間發生了多少爭議、衝突和矛盾，誰知工資金額定下來之後，情節複雜的故事才正式開始。

相信政府、議員和市民都很清楚，不同職業、工種，都有其獨特性或例外情況，然而，經過多時的討論，對計算方式仍然莫衷一是。好像低底薪，高佣金的地產經紀，晚上也要帶客人看樓宇單位，計算時薪的話，工資極有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水平。一些需要留宿的職位，以及時薪徘徊二十八元左右，計算出來的月薪有可能因加得減的基層職位，都面對兩難處境。像學校這類資源有限，編制固定的機構，面對即將增加的薪金開支，也是頭痛不已。尤其是要滿足強積金、勞工法例等要求，如何做法更是難求共識。硬要在五月一日實施，對各方面來說，都是十分為難。

要為這個越來越複雜的社會訂定「最低工資」，過程中一定會翻出越來越多特殊個案。因此，要達致勞資雙贏，「教育」始終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資方明白員工是企業最大的資產，自然對職工的辛勞心存感激；如果員工理解僱主經營的壓力和困難，群體協作才能提升盈利，自然不會斤斤計較。

不知道這種「教育」需要多少時間去推行，也不肯定是否有違經濟學的理論，但若勞資雙方做到本著良知做事、互相諒解、將心比心，便不會有資方剝削勞方和勞方苛索資方的情況出現，除了有助建立和諧關係，亦有利於推高業績，創造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