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拆十字架卻喚醒公民意識

中國浙江省拆十字架事件由2014年2月下旬開始，至今已有一年多。浙江省政府開始時推動「三改一拆」，聲稱教會違規建築而拆除十字架。在這段日子，已拆毀千多間教堂的十字架。[1] 我們專訪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邢福增院長，以了解事件的始末。

規範宗教發展　拆十字架為起步

2015年8、9月時氣氛較為緊張，地方政府設下拆除十字架的限期，浙江各教會都嚴陣以待；可是，在原定日子政府人員卻沒有出現。因此，各地有重立十字架的情況。8月下旬，政府開始逮捕教會傳道人、牧師及維權律師。及後在11月下旬，浙江省台州石柱教會的十字架被拆除。

大規模拆十字架事件暫時只在浙江省出現，很可能因為該省省委書記夏寶龍領導的政府銳意規範宗教發展。邢院長指在浙江省文件中可看出端倪，宗教發展 (不論是基督教或中國民間信仰) 在民間有過熱現象，因而要加以整頓。「當局從宗教場所著手，對於基督教則針對十字架，因這是基督教的符號。」邢院長說道。因此，政府以教堂違規建築為由拆除十字架。「雖然會有違規建築的情況，但是有不少是正規的，不過政府卻不會理會。」

拆十字架只是第一步。政府的行動陸續有來，其早前曾發出一份文件，指要管理浙江省教會的十字架位置，「例如規定要放在平面上，以及與整體建築物要有一定的比例，而顏色又要怎樣。當局旨在令十字架不要在公共空間出現。」

控制教會　整治教會的意識形態

邢院長指出拆十字架並非政府的最終目的，最終是要整治十字架背後的政治形態，所以要從內裡影響他們。政府其後提出「五進五化」，要進一步控制教會，其中包括：宗教政策法規進教堂、傳統文化進教堂、教堂財務公開化等。[2]　而一些教堂亦收到通知，政府要到來查數，不少弟兄姊妹表示會作出抵制。

此外，政府亦有意整治基督徒黨員，邢院長說：「浙江省的基督教發展較快，原因在於有很多黨員信了教，因此黨要整治，繼續其無神論教育，所謂『在黨內拆十字架』」

拆十字架事件對中國教會，以及教會與政府關係造成極大傷害，邢院長形容付上很大的政治代價：「政府不只花上大量資源，而且也令各地教會不安，三自教會更出現離心，發聲明表示不贊同政府的舉措；另外，甚至連自己的海外形象也變差，可算是得不償失。」

抑壓宗教自由　促使信徒走進公共

拆十字架事件，令我們想到「宗教自由」的問題。然而，若從中國的宗教政策看，其所賦予人民的是「宗教信仰自由」。邢院長指出兩者其實不同，「『宗教自由』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伴隨著其他公民自由如實踐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而『宗教信仰自由』則是人民有相信宗教的自由，只停留在『相信』的層面，而且也只是個人的，不與其他公民自由連結，政府也不希望信徒參與公共空間。」

政府收窄宗教政策，卻意外地令一些處於城市的信徒走進公共空間，甚至開始提出「維權」字眼。這批信徒親歷政府無理藉詞拆除十字架，又眼見與政府關係良好如溫州教會，最後亦落得同樣下場，促使他們走上維護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維權之路。邢院長說已有百多間教堂聘請律師與政府打官司，雖然只是向政府擺姿態，實際上沒多大影響，甚至有律師被抓，但卻是重要的一步，突顯浙江省信徒的公民意識覺醒。

聖徒一體 守望公民意識的覺醒

雖然內地與香港的社會環境不同，但拆十字架事件並非與香港信徒無關。不少香港信徒在這一年間以不同方式關注事件。邢院長表示：「早前香港牧者與信徒為了此事而發表了兩個聯署聲明；亦有些信徒定期到中聯辦前舉行祈禱會，為內地教會禱告。我們也曾與一些機構舉辦講座，有數百人出席。」

縱然如此，邢院長指事件剛發生時香港信徒反應不一，有些人認為是浙江教會本身的過錯，「有些人會質疑因為溫州教會太張揚，把自己的教堂建得太浮誇而招來政府針對；也有另一些人認為是教會的建築物首先違章，所以被拆也情有可原。」不過，邢院長卻不太認同，認為不能以此合理化政府的不合理：「指溫州教會太浮誇，這難成理由去合理化政府的舉措，畢竟那是兩件不同的事，不能混為一談。至於有些教會的確有違章建築，但是也有很多沒有違章建築的教堂也遭到政府拆走十字架，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聖徒一體，無分區域，香港信徒可怎樣守望內地教會？邢院長認為首要是先認識整件事情：「唯有認清及了解整件事的始末及原因，才能更明白浙江信徒的處境，而不是只指責他們咎由自取，這其實等於在他們傷口上撒鹽。」

除此，禱告更是必不可少。「我們可以記念被捕人士，關注他們的情況，當中有維權律師、牧師、信徒等；也有一些信徒因此事被迫離開溫州，大家同樣記念他們。另外，我們也可以為內地教會禱告，因著此次事件，眾教會抱持不同看法，有些教會認為要妥協，也有教會認為要抗爭，甚至同一所教會的弟兄姊妹抱有以上兩種不同的意見…… 他們就算在事後要整理經驗也不是件易事，請大家好好記念他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