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潮過後 — 對外判制度的反思

本年五月六日，葵涌貨櫃碼頭外判商和碼頭工人代表以9.8%的加薪幅度取得共識，長達四十日的碼頭工潮終於結束。是次工潮讓市民有機會透過傳媒認識貨櫃碼頭的運作，有些熱心的市民甚至親身接觸工人，提供物資和精神上的支援，當中更有人加入工潮與工人一起對抗資本家。不過工潮過後，有不少問題其實仍值得香港社會深思，今期城市熱話讓我們探討外判制度的爭議。
 

是次工潮其中一個重要爭議點是外判制度對工人生計的影響，不論是工會領袖，還是傳媒均不約而同地抨擊外判制度，認為這種生產模式是剝削碼頭工人的元兇。誠然，將生產線上某些工序外判出去無非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不過當商人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而其他生產因素的成本都不能下調時，被無情地犧牲的往往是工人的薪金。根據是次罷工工人的看法，他們十多年來都沒有得到外判商合理的加薪，實質工資水平甚至比回歸前更低；再加上工作環境惡劣因而觸發這場罷工運動，爭取合理待遇。
 
在鎂光燈下，工人的辛酸可能已被廣泛報道，但我們不禁要問，除了碼頭工人外，還有多少個外判工人活在這種無情的剝削下？事實上，這種外判生產模式在今日的香港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到各行各業上，不單私營機構如是，政府的服務亦如是，就好像清潔工人，在最低工資實施之初被減去「飯鐘錢」，這些外判工人不為人知的故事要到何時才被發掘出來呢？
 

除了外判制度對工人生計的影響值得討論外，生產商和外判工人之間的關係亦值得探討。就是次工潮而言，國際貨櫃碼頭(HIT)便一直以和黃並非外判工人的僱主為由，拒絕參與談判。但這種說法是否能夠成立呢？生產商能否以此為藉口逃避道德責任呢？從表面上看，生產商和外判工人看似沒有直接的僱傭關係，因為工人的直接僱主是外判商。不過，在外判制度下，生產商將生產線上的某些工序招標，由不同的外判商競投，然後以「價低者得」的方法決定合約誰屬。排除「圍標」等因素，外判商實際所得的利潤本來已受到限制，再落到外判工人口袋的工資自然受到影響。因此除了工人的直屬僱主要對工人待遇負責外，作為「大老闆」的生產商亦有不能開脫的責任。

 

外判制度的運作不單限於一國一城內，亦同時運行於全球。和香港不同的是那些國際知名的「大老闆」還願意顧及企業形象，不敢否定自己的責任。例如暢銷全球的蘋果電腦的iPhone、iPad、iMac、iPod，甚至迪士尼那些討人喜歡的玩具，這些實際上是一種「國際分工」，即：將生產工序外判給其他國家的生產商，再由生產商的工人進行組裝等工作。這些生產國家有廉價的勞工，不過對勞工卻欠缺制度上的全面保障；而且外判商之間為求取得訂單往往要鬥低價，工人的工資自然成為被犧牲的一環。
 
根據英國傳媒報道，蘋果電腦的外判商富士康的中國工人每小時的薪金只有1.12鎊(約港幣13元)。[1] 工人如果想擁有一部iPhone，他們便至少要工作兩個月。而且，工人生產這些產品的環境容易受到有毒金屬的污染，令身體出現無法彌補的永久性傷害。曾有工人就因為在這些「血汗工廠」 (sweatshop)承受不了惡劣的工作環境和不合理的工資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蘋果電腦縱然和HIT一樣並非這些工人的直接僱主，然而她有不能開脫的道德責任。在近年國際傳媒的不斷抨擊下，為了顧及企業形象亦不得不象徵式地做一點公關工作，例如派員到中國勘察生產環境，富士康也不得不作出多次加薪以平息自殺潮。
 

外判制度雖然問題眾多，然而我們不能抹殺這制度確實在某些地方有利生產。事實上，一種制度的興起往往是為了應對當時社會的問題，外判制度亦然。將之發揚光大的是剛去世及有「鐵娘子」之稱的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1979年前的英國在工黨的長期執政下已成為「大政府」，政府不但包辦國企，亦大搞褔利主義，讓工會勢力膨脹，政府因而債台高築，這種狀況對生產的效率和效用都十分不利。戴卓爾夫人因而大刀闊斧將政府服務私有化和外判，整頓財政，使政府服務的質素和開支都得到改善。
 

碼頭工人的處境當然值得同情，而其加薪訴求的理據：多年無加薪、工作環境惡劣，這些現象不單出現在碼頭工人身上，也普遍出現在各行各業的基層員工身上。對工人階級而言，他們的議價能力較低，從一開始已和資方站在一個不對等的關係上，受盡對方剝削。但對資方來說，企業的利潤永遠都是至高無上的，他們即使將部份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亦要維持盈利，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在一個公義的社會裡，我們究竟需要一套怎樣的資源分配制度呢？這是值得社會各界人士深思的。
 
 
延伸閱讀：
蘋果背後
http://www.pyc.edu.hk/~reading/11article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