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興建，盡情破壞——一場種子戰爭（上）

「神說：『地上要長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在地上的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上長出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蔬菜，各從其類；又長出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這是好的。」（創一11-12《新譯本》）。這樣，地的出產成為了人類的食物，雖然後來人類的食物包括肉類（創九3-4），但植物類仍然是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為生的主要食糧。天災人禍不斷，人類可曾想過，有一天可能會失去農作物。

害怕失去農作物的恐懼並不是無的放矢，歷史上便曾爆發過愛爾蘭大饑荒，災難源於愛爾蘭人作為主食的馬鈴薯出現了大規模病害，馬鈴薯感染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之後，收成銳減，大饑荒更導致當時的人口削減了近四分之一。[1] 為了未雨綢繆，截至2020年，全球有近2,000間種子銀行。種子銀行的建立，目的便是要保存種子，以致當人類面對毀滅性的災難，如戰爭、瘟疫、以及氣候變化，仍然可以耕種出可持續發展並且多樣性的農作物。多樣性的農作物對人類的未來非常重要，因此種子銀行可以肩負起保存大量農作物的野生近緣種的責任，以達到保護物種多樣性和搶救野生作物資源。[2]

種子銀行保存的是植物物種（包括種子、花粉、孢子）等，當中有觀賞的植物，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可以作為食物的農作物物種。種子銀行中最為人熟悉的可能是Cary Fowler等人策劃，由挪威政府在2008年完成建造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它又被稱為末日種子庫、末日地窖、全球農業的挪亞方舟，簡稱種子庫）。種子庫位於北冰洋斯瓦爾巴群島上，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種子庫有能力儲存450萬種農作物，每個品種平均500粒種子，因此種子庫最多可存放25億粒種子。[3] 它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包括北韓送來的種子。若其他地方的種子庫出現問題，種子庫亦會伸出援手，協助將種子轉移到安全地區。例如多年前，當時位於敘利亞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在敘利亞爆發戰爭時，該研究中心便把近10萬種農作物送往種子庫，直到研究中心在摩洛哥及黎巴嫩設置新的基地，有關方面才要求種子庫把種子送還他們。[4]

很多人都以為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是全球首個種子銀行，其實最早提出種子銀行概念的人是前蘇聯遺傳學家和植物學家Nikolai Vavilov，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走遍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收集不同種類的野生作物種子，把它們存放在巴甫洛夫斯克，只是這些農作物種子並不是單純的用作儲存，也會用於研究遺傳學和雜交育種，有助解決人類飢餓問題。1941年，Vavilov因被人陷害而被判死刑，他當時被關押在薩拉托夫一號的死囚牢房中，德國納粹軍揚言要剷平當時的列寧格勒（現稱聖彼得堡），科學家和學生等人冒死把種子等農作物從靠近前線的巴甫洛夫斯克，轉移到列寧格勒中心的植物工業學院地下室，並且逝死保護它們。為了避免Vavilov千辛萬苦找來的植物物種被納粹軍人摧毀或掠奪，又或是被當時因戰爭而捱餓的列寧格勒飢民爭奪，Vavilov的追隨者寧死也要守護這一批數噸重的糧食種子，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著眼於未來，希望未來的蘇聯人民可以吃得飽。他們絕對不是沒有憐憫之心，罔顧眼前飢民的需要，只是為了更宏大的理想，連他們自己（至少有九人），寧願選擇餓死在幾千包大米旁邊，也不願意對植物種子打主意。Vavilov及跟他志同道合的夥伴雖然俱往矣，但他們當日的犧牲並沒有白費，現今俄羅斯種植的黑加侖深受歐洲人喜愛，有超過一半的黑加侖品種是源於Vavilov的種子銀行。[5]

無論是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還是瓦維洛夫全俄羅斯植物遺傳資源研究院（該院是以Vavilov的名字命名），每一間種子銀行，都背負著避免全球農作物種原失傳、保存自然資源的使命。可是，當這一邊廂有人努力興建庫房，甚至冒死保存農作物物種，為人類未來的糧食把關；另一邊廂卻有人肆意破壞農作物物種的原創性，害得農民得不到溫飽，甚至走上死亡的絕路。

在環保人士及農民眼中，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一間聲名狼藉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Natural Society在2011年評論它為全球最惡劣公司，因為「該公司的產品不但威脅人類健康也給環境造成巨大損害。」[6] 孟山都在1901年建立，於2018年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Bayer）收購。之前它曾生產過害人害己害大地的致命農藥「橙劑」（Agent Orange），以供美軍在越戰時使用。[7] 「橙劑」是一種毒性極強的除草劑，它污染環境並可以停留在土壤中多年，對人類的禍害更達數代之久，除了會讓人患上癌症，更會令孕婦生出身體有缺陷的孩子。[8]

不過，孟山都最讓環保人士或農民氣憤的是他們推出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並且操縱了種子市場。在環保人士眼中，基改食物的安全備受質疑，例如食物的營養會在基改過程中受到影響，「可能會導致不可預期的副作用」，又或是基改過程會「將無害的食物轉變成包含潛在致命的過敏原。」[9] 另外，基改種子對農作物種類、生態環境亦會帶來極大的衝擊。當農民被說服基因改造農作物可以抗蟲、抗農藥、抗旱等，他們自然會深信基改種子必然會提升農產量，轉而全情投入使用基改種子，此舉將逐漸使物種走向同化或單一化的情況。例如，原本美國或墨西哥境內，農民種植不同種類的粟米，但當同種的基改粟米被種植後，多樣性的粟米品種便被單一的基改品種所取代，基改種子也有可能散播到附近非基因改造的農地上，污染非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品種。[10]

基改種子不但破壞農作物品種，也影響了其他生物。由於不少基改農作物多數具有抗蟲性的特質，這會令昆蟲因缺乏食物而死亡，[11] 一項實驗證明，一種可以自行製造蘇力菌抗蟲基因的基改粟米，它可以成功地殺死來不及羽化的蝴蝶幼蟲。[12] 此外，當有些基改農作物標榜抗農藥，於是農民便會毫無顧忌地使用更多除草劑，最後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13]

種植基改食物無疑是透支人類的未來，因為許多基改農場不輪耕，不讓土地有休息的機會，這些農場也不在乎土壤有沒有養分。阿根廷聖塔菲省的農業學家Carlos Conelli表示，土壤遭到霸凌，以後可種不回正常（農）作物。他說：「大豆吸鈣和鐵，土壤的礦物都吸光，只好用化學去作肥。」[14] 使用基改種子、農藥及化肥等單一種植的農業模式，只會使土地變得愈來愈貧瘠，當中的出產亦會缺乏營養，跨學科領域的環境農業倫理學家Vandana Shiva便指出同樣是一英畝的土地，使用有機、生態方法和利用生物多樣性去耕種，可以比單一種植產生多五到十倍的營養。[15] 雖然大多數都市人只見大廈不見農田，但人與農田的關係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因為“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

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它對農民的影響又如何，往後在《生命倫理》再為大家繼續探討此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