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記者不是私刑記者

「七折港女」、「巴士男」、「賜座男」……隨着智能手機普及，只要一機在手，人人都可以隨時化身記者和攝影師，不少「路人甲」因而被炒作成街知巷聞的新聞人物、真人騷（The Truman Show）主角。

 

一對中年夫婦在巴士站插隊，有女乘客心有不甘而直斥其非，並在對罵間用手機拍下他們一些惡毒的咒詛，而該婦人亦一度拿出手機要「反拍」。姑勿論結果如何，這種拍來拍去的新聞愈來愈多，經常進佔港聞版。

其實這類新聞的公共性低，雖然公眾有知情權，但又不見得與公眾利益有很大關係。成分較多為抒發情緒，討論「誰是誰非」，而最後往往牽涉「起底」或幾近全民公審和網絡欺凌。

 

事實上，早期的公民新聞與災難關係密切，這是由於災難令交通癱瘓，資訊難以傳遞。在1994年的加州地震，當地災民以受災第一身角度於網絡傳遞消息；2001年仍未有YouTube或Twitter等社交媒體，911事件中的受災者以個人網頁發布圖文；及至2004年，社交網絡發展一日千里，在南亞海嘯事件中，外國遊客、義工、救災人員分別以影片、相片、網誌等途徑發布新聞。這些參與者便成為公民記者，而傳理學者把這類新的傳媒定名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或自主傳媒（We Media）。

自主傳媒，意味一機在手，人人都是公民記者；而參與式新聞則讓行動者重拾話語權，在自己立場上就關注的事件發聲。事實上，這種新媒體保障了社會討論的多樣性，一些被主流媒體淹沒或忽略的社會議題可以得到發聲，應該被肯定。

不過，當人人都是公民記者，以為「有相有真相」是硬道理，卻又未知記者的專業操守：例如1）查證消息來源，確保信息內容準確；2）讓當事人或第三者回應及評論，以求公允；3）發掘事件隱藏了的真相，以及4）平衡公眾知情權和個人私隱等等。或許，今天我們要停停想想，如何令「巴士男、女」更有意義地運用智能手機，推動與公眾利益攸關的議題，建立公民記者一些應有的基本操守，勿讓公民記者成為私刑記者。